地位、阶级与专业权威的危机

原文：Status, class, and the crisis of expertise｜Dan Williams｜Conspicuous Cognition｜2025.05.31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幕令人难以忘怀。圣徒般的主人公阿辽沙向一个贫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施涅基里约夫上尉递上一笔可观的金钱。就在不久前，阿辽沙的哥哥曾当众羞辱过这位上尉——把他从酒馆里拽出来，还拽着他的胡子。这笔钱是作为“补偿”送出的。

一开始，上尉似乎要接受这笔钱：

“给我？这么多钱——两百卢布！天哪！这四年来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上帝保佑！”

他开始幻想用这笔钱清还债务，救治患病的妻儿，开启全新的生活。但在这最初的感激与欣喜过后，他的神情发生了变化：

“我……先生……您愿不愿意看我表演一个小把戏？”他忽然低声而快速地说，语气坚定，不再结巴。

“什么把戏？”

上尉尖叫一声，展示那叠钞票，然后“凶狠地”将它们揉成一团：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他面色苍白、怒火中烧地尖叫着。猛然间，他挥起手臂，将揉皱的钞票扔到地上。“你看见了吗？”他再次尖叫，指着那些纸币，“看那儿！”

随后他开始狂乱地用脚踩踏钞票，一边喘息，一边狂喊：“你的钱就是这下场！你的钱就是这下场！你的钱就是这下场！你的钱就是这下场！”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常见的场景一样，这一幕刻画了人性中熟悉却又矛盾的一面。一个濒临崩溃的人为何会拒绝援手？他为何宁愿让家人继续受苦也不肯接受帮助？又为何要将拒绝表达得如此夸张激烈？

当然，人们拒绝帮助的原因之一，是这种帮助往往伴随着沉重的代价。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真正无偿的恩惠。即便帮助者明言这是“无条件”的，人们心里也会犯嘀咕。施予者或许不愿让人觉得自己斤斤计较，但当对方丝毫没有回报之意时，他们心中难免失落。

然而，上尉并不是担心接受援助会带来债务。这笔钱是无偿的，甚至可以帮他摆脱债务。他的反应源自更深、更爆裂的情感：

“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一撮破麻不会拿尊严去换钱！”他高高举起手臂喊道。然后迅速转身跑去，但没跑出五步，他又转过身来，向阿辽沙挥手致意……他哽咽着，泣不成声地喊道：

“我要是拿了你们羞辱我之后的钱，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儿子？”

二

正如威尔·斯托尔在《地位游戏》中所指出的，羞辱是一种“情感中的核弹”。一旦引爆，它能燃起一切——从种族灭绝到自焚，从大规模暴行到个体自戕。几乎没有哪种人类情绪比它更混乱、更危险、更具毁灭性。然而，这类反应往往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源自人类社会性这一奇特本质下的某种理性。

如果人类是独居动物，我们早已进化成“经济人”（Homo economicus）那样的存在——二十世纪经济学理想化下的理性行动者。我们的行为将可预测、合逻辑、一致。在那样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将显得疯疯癫癫，除非你把他们当成精神病人来理解。

可我们不是。我们是社会性动物，而人类身上一切看似矛盾、难解的特性，几乎无一不是这一事实的产物。

首先，我们的目标几乎都仰赖于复杂的合作网络。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行为的核心动因就不再是物质利益，而是争取进入这些网络的资格——获得他人认可、建立好声誉、吸引伙伴、朋友与盟友。我们的决策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在密密麻麻的社会目光下展开。我们衡量一个行为、一种习惯、一次选择时，考虑的并不止是其直接后果，还有它会在别人眼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与此同时，人类竞争的核心动力之一，是对“声望”的渴望。在运作良好的社会里，个体不是靠欺凌和压迫他人而获得利益，而是靠令他人折服。这些高地位者受人尊敬、被人仰慕，得到了优待和资源。他们的人生因此充满意义与目标。

而那些在“地位游戏”中落败、困于底层的人，则常常经历耻辱与羞辱。如果他们觉得这种地位分配不公，愤怒与怨恨便会油然而生。在极端情境下，他们可能会向看不起自己的人复仇，甚至选择自我毁灭。有时，正如“失了面子”的年轻男子陷入“失控狂暴”（“amok”一词源自马来语，足见其跨文化的普遍性）那样，他们会同时做这两件事。

三

如果你不理解人类的社会性，那你基本无法理解人类的行为。这正是索斯廷·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研究的核心，他提出“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指出人们购买商品往往不是为了实际用途，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与阶层。一个人若愿意在昂贵而无用的奢侈品和爱好上浪费时间与金钱，他所释放的信号毫不含糊：我有足够的财富，来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我，是个精英。在这种逻辑下，哪怕是基本的供需法则都不再适用——奢侈品的高价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若价格降低，反而没人买。

当然，炫耀消费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人们对戴劳力士、开超跑这些行为早已见怪不怪。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看似理性的选择，其实也在服从同样的动机。人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嘲笑买名表的暴发户，却极少质疑那些爱逛农夫市集、喝有机咖啡、读文学非虚构的知识分子；极少质疑那些拼尽一切只为挤进精英大学、进入高薪体制的人。他们追求“有文化”“有见识”“有觉悟”，可若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一场更隐蔽的地位竞赛——一次更优雅的“炫耀性认知”——就会让人坐立不安了。

凡勃仑真正的洞见在于：如果不把经济行为置于“真实的经济”背景之中去理解——一个由声望与地位主导的经济体系——你永远只能看见表面。即便是那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人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才开始在意名声和面子”，在他看来也是错误的。他曾记载，有些波利尼西亚酋长早已习惯让仆人代劳所有事务，以至于哪怕饿死也绝不愿让人看见自己动手吃饭。

将施涅基里约夫的行为放在这个社会语境中，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不是在拒绝金钱，而是在拒绝金钱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一个人被帮助、乃至被“拯救”，绝非单纯的物质交换，而是深嵌于地位结构之中的戏码。公开的施舍，几乎不可避免地暗示了施与者的高贵与接收者的卑微。前者显得慷慨、仁慈、令人钦佩；后者则像个无力自救、必须仰人鼻息的可怜虫。对一个看重名誉与尊严的人——也就是对一个正常的人而言——这种羞辱性的社会成本，可能远远超过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人类学的记录也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盛大的宴请还是昂贵的赠礼，背后几乎都带有精心策划的社会意图。慈善行为往往并不纯粹，它可以是一种地位操盘，一种巩固并展示施与者优越感的手段。即便施与者并无此意，接受者也常会心存疑虑。

在《道德的起源》（Moral Origins）中，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博姆（Christopher Boehm）描述了这种戒心如何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运作：通过集体的警觉、嘲讽与排斥，来压制那些过于追逐地位、试图自我拔高的人。他引用了卡拉哈里沙漠中一位！Kung布须曼人的话，这段话生动展现了“炫耀性谦逊”的文化策略：

“比如说，一个人打猎去了。他绝不能像个吹牛鬼一样回家说，‘我在林子里猎到了一头大猎物！’他得先坐下，不动声色，直到有人走到他火堆旁问，‘今天你看见什么了？’他才会淡淡地说，‘唉，我这人打猎不行，今天什么也没遇见……也许看见了一只小小的东西罢了。’这时我就会在心里偷笑——我知道他肯定打到了一头大猎物。”

四

本通讯的名称“炫耀性认知”（Conspicuous Cognition），正是受凡勃仑对经济学的洞见所启发。凡勃仑试图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即用过于狭隘的“经济”视角来理解经济活动。而我所尝试的，是去纠正另一种类似的误区：我们往往用同样狭隘的“认知”视角，来看待人类的思维——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形成信念、如何产生创意、如何评估证据、如何表达观点。

可事实上，认知活动也充满竞争，也具有表演性。人们努力展现自己的聪明、见识与智慧。他们相互较劲，希望凭借独到的见解或巧妙的论证赢得关注与喝彩。他们常常并非为了发现真理而推理，而是为了说服他人、维护形象。他们形成信念，也未必是为了获取真知，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品位、能力与阵营归属。

当我们把认知行为置于社会竞争与印象管理的脉络中看待时，那些所谓的“认知施舍”（epistemic charity）——即主动传授知识与见解的行为——就有了不同的面貌。的确，有时候这种分享出于无私的关爱，比如父母教育孩子。但在很多时候，它也可能源自炫耀心理、地位竞赛，乃至一种隐秘的优越感。

有些人欣然接受这样的“认知施舍”，甚至感恩戴德。现代科学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机制：那些做出发现的人被尊崇、被赞美、被赋予地位。然而，也有些时候，我们会本能地回避这种“接受姿态”。承认某人发现了新知识，甚至承认他们比自己更懂——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伤自尊，令人难堪。

这种感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体验过。没人喜欢被纠正、被指出错误，更没人愿意当众承认自己不如别人聪明。可如果把这种小尺度的不悦放大，它就可能演变成当今最危险、最剧烈的政治潮流之一。

五

我们当下最棘手的一些政治问题，似乎都纠缠着认知层面的危机。人们谈论“假信息”“错误信息”“后真相时代”“阴谋论”——这些概念背后，都是对“什么才是真的”这一问题的深切焦虑。

其中一个核心议题，便是所谓“专业权威的危机”。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公然拒绝来自科学界、大学、公共卫生机构、主流媒体的知识权威。众所周知，许多民粹主义者已经“受够了专家”。正如特朗普所言：“专家们糟透了。”

这种对专业的否定，早已不止是怀疑，它更是一种主动的敌意。特朗普政府近期对哈佛等精英大学的猛烈攻击，就是这种敌意的体现之一。而更广泛的现象是：许多民粹主义者乐于传播、也乐于接受种种虚假、荒诞的说法——即便主流机构一遍又一遍地“事实核查”，他们依然毫不动摇地相信那些“胡说八道”。

为什么这些“纠错”毫无政治效力？为什么那么多选民宁愿相信“伪科学”，也不愿“相信专家”或“遵循科学”？

专家们给出过很多解释：有的归因于无知与愚蠢，有的归因于信息战与操控，还有人责怪党派媒体、信息茧房与推荐算法；甚至也有人承认，这也可能与专家自身确有失败有关。

这些解释或许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认为“专业危机”是一个纯粹的认知问题。它们假定民粹主义者之所以拒绝专家，是因为质疑他们的专业性，怀疑他们“真的懂”。

但也许，这个假设错了。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拒绝的根本不是专家的知识，而是专家象征的社会等级。就像施涅基里约夫宁愿忍受贫穷也不愿低头受辱，一些民粹主义者也许宁愿活在无知中，也不愿从他们所拒绝承认为“上等人”的口中接受认知施舍。

六

我们不妨从阴谋论谈起。令人惊讶的是，一项项心理学研究显示，与“阴谋型心态”高度相关的一个人格特征，居然是——自恋。

偏执会导致人产生被害妄想，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自我膨胀”“理应被重视”的感觉，也会驱使人相信阴谋？

原因之一，是阴谋论能带来一种令人陶醉的地位倒置。拒绝“官方真相”，拒绝主流社会精英所提供的知识，就是在拒绝他们对知识的垄断权。在阴谋论者眼中，真正看清世界真相的，不是那些自诩聪明的专家，而是自己。他们“勇敢而敏锐”，戳穿了主流的谎言，看见了表象背后的秘密。对那些渴望地位、渴望存在感的人来说，这种叙事充满诱惑。

当然，大多数民粹主义选民并非这类极端的阴谋论者。否认专家，和信奉QAnon，还有一大段距离。而且，尽管许多民粹主义的领袖（如特朗普、马斯克、法拉奇等）都有浓重的自恋倾向，但他们的支持者大多并非如此。

然而，自恋不过是人类普遍情绪的一种极端表现。每个人都渴望尊重、地位与认同；每个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比别人差。这些天然的人性动机，同样也会驱使人们否认主流的知识体系。

当普通人被要求“相信专家”或“听从科学”时，这些话语并非中性。它们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要求一些人承认另一些人的优越，要求人们俯首听命，认同对方的认知权威。

更何况，这些知识并非在“平等、互惠”的关系中被提供。科学家、学者、事实核查员，他们从未指望从普通民众那里学到什么。不管是关税政策、疫情对策、气候变化、疫苗接种，还是性别议题，公众都只是这些专家的“认知受众”——被教育、被纠正、被引导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对“常识”的歌颂、对专家权威的贬抑，其实是一种令人亢奋的地位翻转。它让那些没有学历、没有头衔的普通人，被重新定义为“真正的知识源泉”。它创造出一种“认知平权”的幻觉：我们不需要那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不需要那一纸文凭，也不需要仰望他们的世界——于是，也就无需承认他们的地位。

七

这种民粹主义地位翻转的广泛吸引力，背后有两大历史动因。

第一，是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被称作“专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也有人称之为“象征资本家”。这个群体主导了当今的知识经济，掌控着最具声望的制度与机构——学术界、媒体、法律体系、文官系统、非政府组织等——他们不仅影响政策，更塑造公共话语和文化规范。他们是现代“精英选拔制”（meritocracy）的受益者，也是所谓专家阶层的主要来源。

这个新兴阶层，与“芸芸众生”的区隔方式，并非依靠奢侈消费，而是靠认知与道德姿态：他们更博学、更开明、更进步。他们炫耀的，不是名表豪车，而是“见识”和“同理心”。他们常常毫不掩饰地鄙视那些没念大学、不够“觉醒”的群众，认为他们是“可悲的”“无知的”“被误导的”。

第二，这张“文凭分界线”正在重塑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版图。左右派的冲突，越来越少以经济地位为界，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教育背景的分野。在美国，民主党已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市、社会观念进步的白人专业人士的大本营；而没有大学学历的群体，则越来越倾向支持共和党。

这使得阶级矛盾与党派斗争产生了高度重叠，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严重撕裂的国家，这种重叠尤为剧烈。而专家主导的机构，往往正是右派民粹主义选民在阶级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这些机构因此在现实中与舆论中，都越来越被视为“偏向自由派的政治工具”。

正因如此，“专业权威”这一概念，如今承载着极其复杂的象征意义。对自由派建制阵营的核心支持者而言，专家是“自己人”，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一份子。因此，“相信专家”“相信科学”“听专家的”这类口号，不只是理性建议，更是一种道德标签、一种阶级和党派身份的象征。

而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专家不仅属于“政治对立阵营”，更属于一个傲慢轻蔑的社会阶级。要他们承认这些人更聪明、更有知识，就等于承认自己地位低人一等。

问题不只是“专家偏左、所以右派不信”这么简单。即便专家阶层在技术上毫无瑕疵，他们所代表的“地位威胁”也真实存在，足以引发本能的抵触。

八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民粹主义对专家的拒斥，就不仅仅是关于“谁更接近真理”的认知分歧。它部分是一种骄傲的拒绝——拒绝从那些自诩社会上等人的人那里，接受“认知施舍”。

对于民粹主义精英和阴谋论者来说，这种拒绝往往掺杂着令人不快的自大与自恋。但对于许多普通选民而言，它更像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尊严防御机制——他们拒绝的，是那种单方面的服从，是那种只由“体制内精英”制定话语规则的社会秩序。他们不愿在这些人面前低头，因为那象征着自我贬抑。他们所拒绝的，不是“真理”，而是“屈辱”。

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民粹主义反智情绪的若干关键特征：

首先，是那种强烈的情绪色彩。民粹主义者对专家的拒绝，常常伴随着愤怒、怨恨与倔强的骄傲，而不是单纯的怀疑。他们不是冷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数据”，而是怒斥“你凭什么教训我”。

其次，这种拒绝本身具有高度的“表演性”。专家不仅被忽视，往往还被激烈、刻意地反对。就像施涅基里约夫那样，他们不是悄悄把钞票塞回去，而是当众撕毁、踩踏。他们不只是说“我不同意”，而是喊出“你们这些专家见鬼去吧”。

第三，是这种情绪的自毁性特征。假如问题只是对专家的不信任，那解决方案可以是提升专业机构的透明度与问责机制。但现实是，许多民粹主义者选择的不是改革，而是毁灭。他们对大学开锤、对公共卫生专家痛骂，仿佛要连根拔起所有体制性的知识生产结构。这不仅是怀疑，更是愤怒的报复。

最后，是这种反智情绪被当作一种身份象征来炫耀。在民粹主义者眼中，“直觉”被高举为真理，“常识革命”被赞为觉醒口号，“自己查资料”成为自主思维的标志。他们嘲讽“象牙塔里的学者”“染着蓝发的觉醒教授”“只会空谈的闲人阶层”，这些蔑称都是有针对性的地位武器。这不是学术争鸣，而是地位战争，是一次用“反智”来争取“平等”的身份叙事。

九

理解，不代表原谅。就像我们可以同情施涅基里约夫拒绝救命钱的苦楚，却依然指出他的选择短视而自毁；我们也可以理解民粹主义对专业权威的反感，而不必为之背书。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批评专家阶层与精英机构的种种问题。他们确实经常犯错——有时是灾难性的错误——也确实时常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自身谋利，而非服务公共利益。从伊拉克战争到金融危机，再到疫情期间的政策混乱与沟通失误，这些例子数不胜数。

此外，当今专家阶层的政治与社会构成过于单一，也确实会引发人们对其公正性和可信度的合理担忧。当科学期刊、公共卫生机构、事实核查组织都明显受到“受过高等教育、价值观自由进步”的精英群体影响时，那些拥有不同身份与价值观的人，对它们抱持戒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依赖有认证的专家。要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我们需要专门训练、严谨证据、协同机制，以及一整套为产出知识而设计的制度体系。这些体系确实需要改革，问题很多，但它们不可或缺。

也正因如此，民粹主义者对专家的全面拒斥，并不会让他们更接近真理。恰恰相反，它几乎注定会将他们带入偏见与谬误之中。靠直觉、靠常识、靠“我自己感觉”的认知方式，本质上就是不可靠的。我们今天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那片舆论生态中看到的一切——荒谬的阴谋论、伪科学、经济文盲、胡言乱语的网红意见领袖——就是对这种反智文化的明证。它让我们退回前科学时代，回到一个由谣言、偏见与“巫术”主导的黑暗世界。

但也正因为这种政治风格如此危险，我们更应当认真理解它的根源。如果“专家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地位威胁、羞辱感与社会怨气，那这将对我们如何回应这场危机带来深远启示。

最明显的一点是：纯粹靠“知识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你无法靠“事实核查”赢下一场地位竞赛。只要人们把“听从专家”视为一种社会自降身份的行为，那些贩卖“面子话语”的民粹煽动者和假把式，就永远有市场。

这也意味着，重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不仅仅是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改变知识被传递的方式。如果专家阶层仍由单一的社会阶级与政治部落主导，他们就必然会遭到广大社会群体的抵触——哪怕他们的技术完全过关。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更好的知识生产机制；我们还需要一种全新的知识传播文化——一种能尊重人的尊严、减少“单向施舍”屈辱感的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跨越当前这场由“知识”引发的社会裂痕。

作者简介：丹·威廉姆斯是一位哲学家与作家，2018年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写作横跨哲学、社会科学、演化理论、人工智能与政治等领域，擅长以冷静犀利的笔触揭示知识背后的权力结构与人性张力。他不只是思辨者，更是时代的解剖师，致力于拆解我们如何思考、谁在发言、又为何有人被噤声。

本文收录于我每周五更新的《灵感电波》第 79 期。 每期我会精选 5 篇值得一读的深度好文，用中文精编呈现。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