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体制之器，雕刻灵魂

原文：How To Do Soul-Craft With State Tools｜Jac Mullen｜After Literacy｜2025.05.14

我们似乎正集体悼念着识字能力的流逝。许多深思熟虑的文章陆续出现——从《卫报》到《大西洋月刊》，再到这个平台——它们无不在追问：为什么如今阅读变得如此艰难？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学生，一种共同的痛苦贯穿其中，也确实如此。当“识字”受到威胁时，受到冲击的不仅是“视觉语言处理”，更是记忆、内在感受，甚至是自我意识本身。

从大多数角度看，这种威胁确实存在。神经科学家展示了“阅读的大脑”在数字环境中如何艰难运作；文化评论者追踪着无处不在的计算如何重塑注意力；教育工作者则在教学争议与学生日益衰退的阅读耐力中挣扎。几乎每一周，都有新的证据浮现——一个优等生竟无法读出基本单词，一整届大学生“靠作弊混过学业”——这些都在不断加深公众的不安。

我们应该为此哀悼吗？我认为应该——至少部分应该。悲伤是合理的，但仅靠悲伤无法守护它所哀悼的对象。若要捍卫识字，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它是什么，它是如何生根发芽的，又为何在当下显得如此岌岌可危。

这需要一个更长远的视角。识字不仅是一项技能、一项权利，或一种文化遗产，它更是一种复杂的技术——历史上偶然形成、分布极不均匀、在神经结构上也极为脆弱。若想真正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我们必须回望它的起源、塑造它的诸多斗争，以及它在心智生态中的独特位置。

一旦我们从这样的视角审视识字，就会发现：流畅的视觉语言处理——阅读与写作——其实是一种集体的、高资源消耗的文化适应成果。它占据着我们认知生态中一个狭窄而来之不易的生态位。除非我们能清晰看见这一生态位，以及正在挤压它的各类力量，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所面临的风险，也难以决定哪些部分值得守护。

而这种生态学的视角，我相信，正是我们当前困局的一把万能钥匙。它让我们看见：当下这场由人工智能崛起所加速的社会与认知巨变，其实在回响着书写诞生时就已启动的历史轨迹：权力的重新集中、知识的再度圈地、以及思想组织与表达方式的根本转型。识别出这些模式，不只是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威胁的本质，更能为我们打开回应的可能性之门。它帮助我们发现那些原本看不见的行动路径。

接下来这四个维度，是这段更宏观生态故事中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面向。但唯有理解它们，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今日的困境，以及我们仍然手握的可能性：

一、书写最初是国家控制的工具

五千年前，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早期的文书开始将视觉符号压印在泥板上——那些符号代表着农田、交易、神祇、债务、儿子与奴隶。这并不是为了记录口语或保存史诗而发明的工具，而是为了解决行政管理上的问题：如何协调劳力、追踪义务、让人口对中央权力可见——进而得以被治理。

楔形文字，作为已知最早的书写系统，是一种治理的工具。它使得少数管理阶层能够将现实固定为符号，从而自上而下地使社会变得可读，并将日常生活重新组织于“盈余”的生产逻辑之中。从一开始，书写就与国家的诞生及其权力的集中密不可分——它是一种不对称的信息技术，旨在统治，而非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