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是一种爱的实践

这是一次罕见的公开对谈——Stripe 联合创始人 Patrick Collison 邀请 Apple 前首席设计官 Jony Ive，共同探讨设计、创新与人的关系。发表于2025年5月9日。

Patrick Collison：我对这场对话非常兴奋。科技行业里，有些人几乎无需介绍，而 Johnny 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他甚至几乎不需要姓氏的加持。请大家欢迎——Sir Jony Ive。

Jony Ive：好吧，我们开始吧。非常感谢你的邀请。能在这里和 Patrick 一起交谈，我感到无比荣幸，真的非常感激。

Patrick：我想从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虽然你可能没有机会亲自逛展区，但后台也有监视器可以看到一些情况。你觉得这次活动的设计怎么样？

Jony：很漂亮，不是吗？我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但这里留给我一些非常强烈而清晰的回忆。设计确实很美。记得我第一次来旧金山参加的活动，就是你设计的，有只水獭在后面，应该是 WWDC，我要回头查一下，可能是 2005 或 2006 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旧金山的活动，好像就在这间 Moscone 会议厅。但那次是 John 能进主厅，我被安排到了溢出房间，真不是我的错（笑）。

Patrick：你是在 1992 年来到硅谷的，对吧？

Jony：对，那年我搬来了。虽然我现在还不算老（笑），但那确实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Patrick：Alan Kay 曾经说，软件和计算产业是一种“流行文化”，意思是我们没有历史感，也不了解那些塑造我们行业的思想和前因。这种现象挺有趣的，在很多行业里，开创者和先驱往往被视为殿堂级人物，可如果你问一些科技从业者“谁发明了互联网？”，很多人其实说不清楚。这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你在这里观察了三十多年，你觉得硅谷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Jony：当年我还在艺术学院读书，主修的是设计。那时我在英国伦敦出生，后来到英国东北部念书。我记得直到最后一年才接触到 Mac——很遗憾没早点认识它。但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创造的事物，是我们是谁的见证；我们创造的东西，展现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关注点。这种领悟很有力量。看到 Mac 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我感受到一群有着坚定价值观的原创思考者，他们显然非常关注人类和文化。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产品是为了赶进度、满足成本目标而仓促打造的——这种产品事后总让人悔恨。但 Mac 给我的感觉完全相反，它是由一群加州的“异类”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推动人类的进步。这种理念让我非常震撼。

虽然我学的是工业设计，不是科技，但我被他们的信念、决心和勇气深深打动。我渴望认识这些人。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后的 1989 年，第一次来到美国。但因为当时拿了奖学金，所以必须先回伦敦履约。虽然听起来是小插曲，但这种状况反而给了我一种自由。如果我是为了找工作而来，我太害羞了，肯定没胆量去主动见人。但因为没有“目的性”，别人也不会防备我，自然更愿意见我。

Jony：所以，为了尽量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想说——我在 1989 年和 1992 年之间两次来到了这里。那时我开始为 Apple 做顾问，后来他们说服我正式搬来加州工作。

我所看到的，是一种带着天真色彩的狂喜——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共同的价值观聚集在一起，他们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服务。这种氛围在当时无论是小团队还是大公司之间，都很真实。我真的相信，那时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务这个物种。

Patrick：那种感觉是在 Apple 里面，还是整个硅谷？

Jony：说实话，Patrick，我觉得那种氛围无处不在。即便大家是竞争对手，我也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信念：我们的位置是“服务者”，是有原则的服务。而现在……我不觉得这个信念还能完整地存在。

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尖锐，但今天有很多行为，是被金钱和权力驱动的。而这种变化往往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步步偏离轨道、逐渐走远的。

如果你把今天和 1992 年做一个清晰对比，我觉得这种判断还是合理的。

Patrick：那对于今天还在创造软件、打造产品、创业的人来说，他们该如何避免陷入这种偏离？在你看来，那个“北极星”是什么？应该坚持的核心是什么？

Jony：我认为必须有一套扎实的基础价值观，要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有清晰的认知。必须明确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激发和赋能人类。

你知道吗，Patrick 和我刚刚在后台聊到“工具制造者”这个身份。我非常清楚，也非常自豪，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实践。我热爱推动事物向前，也就是“创新”。

但我必须说一句，我很反感人们把“创新”误解为“要不一样”或者“要打破一切”。我完全没兴趣为了打破而打破。那种一味破坏、然后迅速前进的做法，最终只会带来一地狼藉。

我更感兴趣的是：如果我们打破了某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创造出了更好的东西。

人类总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进步当成必然发生的事。但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你需要内在的信念，那是燃料。然后你还需要一个想法，一个愿景，再加上把愿景变为现实的决心。而且，这种愿景不应只属于我们自己，而应当能被广泛共享。

Patrick：你曾说过一句话，“sincerely elevate the species”（真诚地提升这个物种）。能谈谈这句话的背景吗？

Jony：当然，我记得很多次，尤其是周日下午，我在做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设计细节。比如包装，甚至是如何放电源线这种事。

听起来很荒谬吧？和你们在座各位做的事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但我非常清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会接触到这根小小的电源线。而我可以选择设计得让它更容易打开——听起来还是很琐碎对吧？但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一个用户打开盒子、拿出电源线的时候，感觉到“有人在乎我”——那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连接。

我觉得那是一种“灵性体验”。

Steve（乔布斯）也讲过类似的话，他的表达比我动人得多。他说，如果你用爱与关怀去创造某样东西，尽管你永远不会认识你的用户，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也不会知道你的故事，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握手相见，但他们使用你创造的产品时，那就是一种传递感恩之情的方式。

他认为，这正是我们向这个物种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方式。

Patrick：当人们谈论你在 Apple 时期的设计，常会提到“极简主义”、“简洁”、“功能明确”这些词。这些当然都属实。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设计里，其实蕴含着一种幽默感和喜悦感。

比如说像 Pixar 台灯那样的 iMac；比如五彩缤纷的“糖果”iMac；再比如甚至还有 iPod 的“袜子”。你怎么看“快乐”在设计中的角色？

Jony：这个问题太棒了。我觉得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以为“简单”的产品，就是把杂乱无章的部分删掉。可那样做的结果，往往只是个不凌乱、但空洞无魂的产品。

一个“干瘪、毫无灵魂的产品”——你刚才那个说法太美了（笑）。很多现代主义或者极简主义的设计，最后就落到了这个境地。

而对我来说，“简洁”的目标是：用最凝练的方式表达出某个事物的本质，它的目的，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我一直觉得，在硅谷，甚至在整个科技行业中，“快乐”与“幽默”其实常常缺席。这点让我挺沉重的。

我们的产品本质上是很复杂的，对吧？而且“快乐”有时还会被误解成“轻浮”。

但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我在设计时的心境，最终会体现在作品之中。如果我内心充满焦虑，作品也会变得焦虑。

所以，保持一种希望感、乐观和喜悦的状态，不仅体现在我们彼此相处的方式上，也会最终体现在我们做出的产品中。

Patrick：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讲座，来自 Daniel Cook。他讲的是怎么构建一款“公主救援企业级应用”（Princess-saving enterprise application）。

他从经典的《超级马里奥》游戏出发，说马里奥的核心目标是“救出公主”。但他用企业级产品的设计视角重构了一遍过程，结果荒谬又有趣。

他抨击这种方法，说它忽视了一个事实：用户是“人”，是有学习能力的，会发生变化。而软件本身，是会对人产生影响的。

你刚才用的那些词——激发、赋能、爱、关怀、感恩、喜悦——在我看来，恰恰就是把“用户当作人”来看待的表达。

Jony：没错。我和 Patrick 曾经聊过一个现象，我想在这里尝试解释一下，希望你能帮我补充——因为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

这是我在 Apple 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的事：当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为同一个产品而努力时，会发生一种很奇特的现象。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合群，要与人建立联系。工作中也是这样，希望大家多元共处、相互协作。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曾经让我非常恼火，直到我换了一个更宽容的视角来理解它。

大家在讨论产品时，往往会围绕那些“可以量化的属性”去交流。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日常的产品会议里，讨论的常常是：进度表、成本、速度、重量——任何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东西。因为数字让人有共识，谁都知道 6 比 2 大。

我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人类试图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是想要“更容易参与”。

但危险的事情来了。我把这称作“潜移默化的谎言”：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那些容易量化的属性上，于是我们慢慢相信——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

但这根本是谎言。

那些数字虽然重要，却只是“部分真相”。

而像我这样的设计师，或者其他创意工作者，能带来的真正价值，往往不容易量化。但这些体验、喜悦、使用的愉悦感，恰恰能让人更频繁、更深度地使用产品。

Patrick：我们刚谈到设计的影响与重要性。那我们稍微切换一下话题，聊聊设计的实践层面。

质量和速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取舍？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必须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Jony：有时候，确实存在这种权衡。

Patrick：我还以为你会说“不会”。

Jony：（笑）我当然希望能说“不会”，但现实是，有时候确实有取舍。不过我更倾向于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关于“动机”。

当你陷入“只能二选一”的情境时，我会变得固执，会说“不，我不要选择，我要兼得”。

的确，要做到高质量、高速度、低成本，并不容易。

但我相信，在效率中也存在美感。所以我们说的“速度”，我更愿意称为“优雅高效地工作”。

我知道你我都非常在意我们使用的语言，因为语言塑造思维，定义问题的方式往往决定了解法。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应当被表述为：“我们如何以极致高效的方式，去打造出令人惊叹的品质”。

Patrick：那当组织开始扩大，情况又变得更复杂了。

在最初期，也许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然后可能再加一个两个人，大家什么事都清楚，什么决定都能亲自把关，所有细节你都能亲手参与。

但随着规模扩大，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决策你没看到，有些产品部分你没机会参与。你甚至会说：“我不知道他们为啥要那样做，我肯定不会那样做”。

在 Apple 后期，你面对的正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你是怎么处理这类“距离感”的？尤其是当一个结果“不合你口味”的时候。

Jony：我认为，说“这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完全合理，非常合理。

但确实——这非常困难。

我相信，我们会在人生和事业中经历一个个“章节”。最痛苦的是从一个章节走向下一个——你需要调整，改变做事的方式。

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以为你是怎么开始的，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

所以，明确你绝对不愿妥协的是什么，那些“原则、价值观、动机”——这非常重要。

我每次感到警觉，往往是当我回头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样做，是不是出于原来的动机？”如果不是，我会对自己失望，然后重新校准。

但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的动机和价值观始终如一，我们总能找到办法，继续成为那个天生的“控制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对细节极度在乎的人”，不过，说实话，还是“控制狂”更真实（笑）。

Patrick：对于你所带领或参与的设计团队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仪式”？

Jony：有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创意团队”更重要的了。这一点，我始终非常清楚，也会反复表达：这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所能贡献的核心。

不过，这只是“入场券”。

你可以招到厉害的人，但光有天才不够——我们的“实践方式”、“工作流程”、“行为准则”才是关键。

我带设计团队三十多年了，积累了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经常处理的是不能量化的概念，是那些从“念头”到“讨论”到“原型”逐渐演变的想法。而这些初始阶段的创意往往是非常脆弱、非常容易破碎的。

这时候，“小团队”“相互信任”“彼此关心”变得至关重要。

如果你真心在乎别人，那你就可能有耐心去“聆听”。而我发现，在很多地方，点子之所以夭折，是因为大家太渴望表达、太想抢话了。

很多好点子，是被“发言欲”淹没的。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意见”和“创意”不是一回事。

我本来想说句很毒舌的话（笑），但我忍住了。

保持安静，去倾听——这是我特别在意的事。因为我知道，在我职业生涯中，有些精彩的想法来自“安静的人”，而我却可能因为没能听到它们而错过。这种遗憾让我非常害怕。

所以谈到“团队仪式”，我发现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是：为彼此创造点什么。

这是一种每天都可以进行的连接方式。思考“我能为团队的伙伴做点什么”，哪怕是微小的事。

这会让你把注意力从“我”转移到“他人”，让你愿意变得更脆弱，也让对方感到被珍惜。

就这几点——“在意他人”“愿意脆弱”“心怀感激”——如果你细想，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很美好的文化雏形。

Patrick：Paul Graham 说：“做出人们想要的东西。”而你则说：“为彼此做点东西。”

Jony：对呀，这就是我们做的事，不是吗？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在个人层面上，实践着我们在专业层面的工作——为他人而做。

我不太确定“做出人们想要的东西”算不算是一种商业策略，而我说的“为彼此做”，更像是一种团队策略。

Patrick：你说得很好。比如说你们团队有一个传统——每周五早上，轮流由一个人给大家做早餐。

我本来以为你说的“为彼此做点东西”，是指“原型 iPhone”之类，结果是“培根蛋饼”啊（笑）！

Jony：（笑）我们有的就是麦片加牛奶。有时候早餐水准很高，有时候非常惨不忍睹。但无论好坏，它们背后的动机都一样。

还有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仪式”，也是我们在 Apple 尝试的实验之一，结果意外地特别有力量——那就是我们轮流邀请团队成员到自己家中工作一天。

这个点我可能想得太多了（笑），但它真的带来了很多好处。

首先，它促使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做出更好的作品；其次，它也塑造了团队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

当你邀请大家来你家工作时，会不自觉地紧张，担心他们会不会对你的沙发套品头论足（笑）。就像你请人来家里做客一样，会有一种不安和自我意识。

而作为“客人”的同事们，他们也会表现得更礼貌、更得体——这和走进公司会议室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然后就是“环境”本身的影响：如果你是在别人的客厅里，坐在沙发上，或是盘腿坐在地毯上，手边是你的笔记本和草图本——你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你在那种冷冰冰的会议室里，是截然不同的。

Patrick：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停顿，笑）看来我们终于来到简单问题了。

Jony：哈哈。我觉得……可能是两者兼具。

我认为，如果一个东西不能用，那它就是丑的。

我一直以来都很反感人们试图把“实用性”和“美感”对立起来。当我参与设计的某个东西不能正常工作时，不管它长得多漂亮，我都认为它是丑的。

真正难的是当我们谈论“品味”的时候。

设计一直都是一个很微妙的领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可问题是：每一个人的意见，并不都等值。

我想，这个说法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如果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设计，你的判断力是会有所提升的。虽然我也认识一些学了很多设计、但品味仍旧糟糕的人（笑）。

所以……嗯，是个好问题。

Patrick：Christopher Alexander 曾说过，当你在两个选项、两个方向之间犹豫时，选那个“更有人性”的路径，因为“人性”的感受，比单纯的“美感”更值得依赖。

你觉得他说得对吗，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

Jony：不，我完全认同。他说得非常对。

我认为，大多数公司都在“低估”用户——在“施舍式”地对待用户。我始终相信用户其实是非常敏锐的、极具感知力的。

所谓“美”、“人性”，其实都和这种感知能力相关。

这也回到了我们最初讨论的那个点——我第一次看到 Mac 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它背后的团队充满了关怀。我一直试图表达这件事，虽然我很希望自己能有更扎实的实证依据，但我真的相信，我们能感受到关怀。

在面对面服务里，这很容易理解：你直接接触到服务者的态度，你能感受到“你是否被在乎”。

可如果是透过一件物品，或是一个软件呢？这种“间接的关怀”会变得更复杂。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

如果你还不确信，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你一定能感受到“漠视”吧？

我们很容易察觉“草率”、“敷衍”的态度——那反过来，我们也一定有能力察觉“爱”与“用心”。

在 Apple，我们会花很多心思去“打磨产品内部”，哪怕那些地方用户看不到。

就像优秀的木匠会认真打磨抽屉背面——即便没人看得见。

这并不只是工艺上的坚持，而是一种态度：你在无人注视时做的事情，才真正代表你是谁。

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进化程度”的体现。只注重表面，是肤浅的；而如果你对细节、对内部同样关心，那就是一种深层的美德。

如果我们只做表面，我会一直有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我们只是在“摆样子”。

Patrick：你之前提到“现代主义”，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早期现代主义，常常是故意“不美”的——比如杜尚的《泉》；甚至像毕加索的很多作品，也都带有不和谐感，它们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

那时候，很多设计理念带着政治色彩。Gropius 就说包豪斯是一场“社会主义运动”。

而你也曾受过包豪斯体系的训练，对吧？

Jony：对，是的。

Patrick：Apple 的设计风格是极致简约的，非常漂亮。但 Apple 显然不是一家社会主义公司。

所以这让我有些困惑：早期现代主义似乎在刻意追求不和谐、打破传统美感，甚至带有某种“震撼性”；而你在 Apple 做的设计却追求极致之美。

所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你现在离开 Apple 也几年了，回过头来看，你怎么看“现代主义”这个东西？

Jony：这问题很棒。

我觉得，往往一个设计运动刚刚起步时，会带有一种“能量爆发”的状态。它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的宣言。

在那样的阶段，“美”可能不是最先考虑的东西。美，往往需要时间去酝酿、去打磨。

而最初的那股原始能量，是迅猛的、野性的，不会有太多时间去顾及“和谐”或“优雅”。

尤其在艺术领域，很多艺术家会主动回避“美感”这种传统概念——他们不想被它限制，或者干脆认为美感是一种干扰。

举个例子：很多现代主义作品之所以长那个样子，是因为他们对某种“新材料”充满了迷恋。

你说到包豪斯，那是一个诞生于德国的伟大运动，横跨美术、家具、建筑……你们可能最熟悉的是那种“钢管椅”。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抛光过的、弯曲的金属管——他们刚刚学会怎么把金属管弯出曲线，而且不让它折断。

你知道吗？他们是通过在金属管里塞弹簧，才实现了弯曲时不塌陷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拼命地“弯管子”！这也不奇怪——如果我刚学会这个技术，我也会拼命用它（笑）。

那时候，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美”，而是材料的可能性，是工艺的突破。

Patrick：现在看你们 LoveFrom 的一些作品，包括你们最近参与的几个大型项目，我感觉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私下称之为“Johnny 的装饰时期”。

因为 Apple 的设计是极致简洁的，而你最近的作品则开始探索更多风格、甚至更多“装饰性”。

这是我的错觉，还是你真的在尝试一种风格上的解放？

Jony：哈哈，我觉得你的观察很到位。

我离开 Apple 已经快六年了。当时的目标，是组建一个“最非凡的创意团队”。现在我们有大概五六十人，很多设计师是我在 Apple 共事多年的老搭档。

但我们现在的团队非常多元——有工业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界面设计师、建筑师、字体设计师、音乐人、声音设计师……

所以你看到的变化，其实也是我们合作对象的多样化导致的。

以前，我们服务的是 Apple，目标明确，标准清晰。

但现在，比如我们为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设计视觉系统——那当然和为 iMac 用户设计说明书完全不同，所需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不同。

所以，我现在更关注的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Patrick：你一直在谈设计的意义，以及它对使用者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今天关于智能手机、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是对注意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这些产品并不都是你主导的，但它们中的一部分你参与得很深。人们也在担心 AI 会不会影响教育、作弊、学习方式，甚至整个心智结构。

所以想问你，作为一个始终严肃看待“作品影响”的设计师，你是如何思考这些“潜在危害”的？

Jony：你问的这个问题，大概是目前让我最困扰、也最牵挂的议题。

在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料之外的后果。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后果大多是“愉快的惊喜”，但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令人遗憾的负面影响。

我个人参与过的一些产品，就确实带来了一些我未曾预料、也不那么正面的后果。

问题是，即使“初衷无害”，我们仍然有责任面对这些结果。我对此感到非常沉重。

特别棘手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技术浪潮，来得太快了。

你回顾过去，比如工业革命时期，人类也经历过巨大的技术跃迁。但那个时候，社会是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建立结构、制定规则的。

我们讨论过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基础设施建筑——“抽水泵站”。

你想象一下，在那之前，人类历史上，城市的污水是直接流在街上的。而抽水泵的出现，第一次让污水悄无声息、持续可靠地从街道中消失。

而那些负责抽水的机械设备，被安放在宛如大教堂般的建筑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宣示。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每当有重大技术变革发生时，社会就会受到冲击。而我们之所以能适应，是因为我们有时间建立起新的秩序、新的社会结构。

而现在，速度成了最大的风险。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思，它就已经改变我们了。

不过，有一点让我觉得值得欣慰——现在每次有人谈论 AI，总会同时提到“安全”这个议题。

而对比之下，早些年我们谈论社交媒体时，几乎没有人提“安全”或“后果”。而我对社交媒体的破坏性，是非常非常担心的。

最令人警惕的，是那些连讨论都没人提起的问题。

所以是的，我确实认为我们前进得太快了。即便我们本无恶意，但如果我们所参与的某些技术，带来了伤害，那我们就必须正视并承担起责任。

这种责任感，也推动了我最近在从事的一些项目——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公开谈论，但我非常期待未来可以分享它们。

Patrick：你刚提到维多利亚泵站——本来我没打算问的，但既然你提了，那我想问一个结尾式的问题：

在你看来，人类历史上哪个时代、哪个地点，拥有“最好的设计”？

Jony：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不敢轻易断言。但我必须说，我最近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设计简直着迷。

我和我们 LoveFrom 的团队，一直在研究那个时期。不只是物品本身，也包括它们带来的社会后果。

我很幸运能和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 Jamaima 合作，她今天好像也来了。她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实物、历史档案，也包括那段时期的社会变迁。

因为在我眼中，设计远不只是物件——它包括制度、文化、城市、家庭，甚至政治。

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后期，有两家公司我非常钦佩：Cadbury 和 Fry’s。

这两家公司其实是由贵格会信仰者创立的，他们不仅制造产品，还设计员工住宅。

而且不是简陋的宿舍，而是完整的社区，有花园、有道路、有教堂——他们有一种对“城市”的责任感。

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个面向：第一次，大量人从乡村迁往城市，这在整个人类史上都是第一次。

他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在造房子，我们在建社会。”

这些案例让我非常鼓舞。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比如 Hershey（好时）公司在费城附近建立的员工社区。虽然我对那个案例了解不如前面两个深入，但精神是一致的。

所以我最喜欢的设计，是那种既有文化、又有政治、甚至有灵性，同时在城市和建筑中被体现出来的设计。

Patrick：你其实很少公开讲话，今天愿意来，真的让人非常感激。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可编程的金融基础设施大会。但这里的企业来自各行各业、各个角落。

我想代替很多企业提一个问题：对于一家像 Stripe 这样的基础设施公司——或者说任何一个不是以“消费者界面”为主的公司——为什么还需要如此重视设计？

Jony：如果 Stripe 不重视设计，那它就不会是 Stripe，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

我打心底相信：如果我们想以“一个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物种的未来中去，我们根本就别无选择。

关心他人，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特权。

佛洛伊德说过：“人的一生只有两件事：爱与工作（Work and Love）”。

既然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那如果这份工作中，我们选择不去关心他人——那我们不仅是在让别人受苦，我们自己也会因此变得麻木和腐蚀。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选项”，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非常值得感恩的责任。

如果工作，是我表达关怀的方式，那我非常荣幸。

我不会把生活切割成“这是商业，这是个人”。我就是 Jony，就是这样活着的。

Patrick：我们都感受到你的真诚。今天的分享太珍贵了，感谢你，Jony。

Jony：谢谢你，Pat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