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的馈赠

原文：The great myth of empire collapse

Luke Kemp｜Aeon｜2025.08.05

没有人再走过那山上的野山羊与闪蛇之间，那里曾是多汁植物的草原，如今只生长着泪之芦苇……阿卡德（Akkad）毁灭了！

这段哀叹出自《阿卡德的诅咒》，一首描写阿卡德帝国覆亡的诗。这个帝国在四千多年前统治着近东地区。然而，这诗里悲痛的废城图景更多是神话而非史实：阿卡德的都城并未消失，人们依旧在此生活，后来还出现了新的统治者——乌尔第三王朝。这个王朝最终也覆灭了，同样被后人以文学形式铭记：“席卷大地的恶风，摧毁城邑的风，摧毁房屋的风……切断了大地上一切美好的风。”当时人们说这是风神恩利尔（Enlil）降下的天灾，但考古学上并无证据。

事实上，据我们所知，阿卡德与乌尔的平民生活并无剧变。考古学家盖·米德尔顿（Guy Middleton）在《理解崩溃》（2017）中指出，这些帝国虽已亡国，但普通人可能根本没察觉。

直到不久前，考古学家仍热衷于揭示这些文明的文化辉煌与王朝权力。阿卡德人留下了楔形文字泥板与宏伟的金字形神塔；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乌尔纳姆（Ur-Namma）留下了迄今已知最早的成文法典。因此，大众对古代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秦——的印象，多半集中在宏伟的建筑与艺术成就，如斗兽场或长城。

然而，近年的研究者开始换个角度，追问：作为一个普通人，活在这些帝国崩溃之中是怎样的体验？你可能以为帝国的上层结构一旦瓦解，人们就会饥寒交迫——诗歌里的哀叹正是如此描绘的。但从人类身体健康的物证来看，情况却很不一样。

作为一名研究文明崩溃成因、以期为当下政策提供参考的学者，我认为这种差异非常重要。课本、博物馆与流行文化常把历史讲成“兴—衰”循环：帝国与王国时代是人类进步的黄金期，一旦消逝，就进入充满暴力、贫穷与停滞的“黑暗时代”。这种叙事是从精英的眼睛看世界，不但歪曲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了我们如何想象当下与未来的崩溃。

我们或许都知道帝国时代的残酷，但可能低估了它的程度。今天当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劫掠妇女贩卖为奴、或在公众场合钉十字架，会感到震惊——然而历史学家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指出，这在罗马鼎盛时期是司空见惯的。罗马几乎一直在战争中——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101年间，超过九成时间都处于战事之中。在中国，商朝两百年间祭杀约一万三千人；秦朝为统一天下，屠杀人数估计达一百五十万。

然而，如果只用科技与经济增长衡量人类进步，便会得出这样的逻辑：即使统治残酷，也换来了和平与繁荣，值得忍受。可事实真如此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评估数千年前人口的生活质量。虽然缺乏病历，文字资料也带有主观色彩，但我们可以从骨骼里找到线索。“骨考古学”（osteoarchaeology）研究古人的骨头：骨损伤与病变少，意味着更健康；牙洞少，意味着饮食更优质、碳水化合物比例更低；而最重要的指标是身高——人越高，通常代表饮食更好、遭遇的饥荒与疾病创伤更少。

这种证据颠覆了“黄金期—黑暗期”的刻板故事。比如近东与地中海的晚青铜时代崩溃：希腊的迈锡尼宫廷、埃及新王国法老、赫梯帝国都相继瓦解。可在这些帝国崩溃后，东地中海男性平均身高上升，女性身高的增长速度也加快——尤其是在原本精英与平民身高差距很大的迈锡尼与埃及。

就连罗马这个最典型的帝国黄金期，骨骼也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在罗马兴起前，意大利半岛的居民身高一直在增长；帝国时期，这一趋势大幅放缓，实际身高比原本可能达到的值矮了约8厘米。罗马灭亡后，欧洲大陆的骨骼普遍长高，龋齿与骨病也减少。

原因很多：帝国倒下，征粮赋税的压力消失，人们不仅能吃得更多，还能更多样化地摄入动物蛋白；城市人口迁往乡村，传染病传播减少；人口下降后，劳动力稀缺，工人能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也是14世纪黑死病后，欧洲男性身高与工资上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过去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掠夺性政体，财富极端集中。对28个前现代国家（从罗马至1947年）的研究发现，其财富不平等程度平均已达到理论最大值的四分之三以上。崩溃最可靠的效果，就是削平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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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为何农业与国家的出现，反而是人类健康的一大倒退：人类身高缩水，骨骼变弱，牙齿长满蛀洞，新型传染病（如流感与鼠疫）在人与牲畜密集共居中诞生。如今男性的平均身高，仍低于冰河时代无国家时期的祖先（至少我们在欧洲发现的男性骨骼如此；其他地区的证据虽稀少，但没有理由认为欧洲人当时格外高大）。

国家崩溃后，福利改善并非古代独有。1991年索马里巴雷政权倒台，地方军阀与传统部族接管政务。虽然冲突增多，但生活质量却普遍提升——从婴儿死亡率到极端贫困率几乎全面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幅度远超周边稳定国家，并非仅因技术进步与援助普惠整个地区。

一旦明白帝国对民众健康与福祉的代价，帝国在道义上的“防御性”就显得站不住脚。或许它们能带来和平，是抵御暴力的庇护所？确实，崩溃可能伴随暴力与苦难增加，但现实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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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兴衰的故事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未来。流行文化中的崩溃几乎总被描绘成末日——《末路之途》（The Road）或《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中的世界，是一群持械的野蛮男人在破败废墟中劫掠幸存者。预备者（preppers）也基于这种想象，在地堡中囤枪囤粮。

支撑这种“黑暗时代”想象的，是关于人性的假设：一旦剥去文明的“薄膜”，人类就会陷入血腥的资源争夺战。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最著名地提出这种观点，称唯一出路是将统治权交给一个人或少数人，通过社会契约维持秩序。这套逻辑可追溯至古代印度吠陀与佛教经典，以及中国周代的诗歌——它构成了兴衰史观的另一根支柱。

崩溃确实可能带来人口锐减与暴力增加——罗马从约一百万人缩至三万人；晚青铜时代，巴比伦尼亚人口或减少七成，希腊减少四至六成。但这些数字高度不确定，且常被夸大。考古学上的“人口骤减”既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迁移：文物数量下降可能是人走了；遗传学上的“瓶颈”也可能是群体分迁造成的多样性减少。文字记录同样靠不住——人口普查数据减少，可能是乱世下政府不再统计，而非死亡人数暴增。

逻辑上，在内战或疫情中，多数人会选择迁移而非坐以待毙。现代叙利亚内战中，死亡约65.65万人，但流离失所者达一千四百万——被迫迁徙的人数是死亡者的二十倍。这种比例在当代几乎普遍存在，古人也不太可能例外。罗马的人口在免费粮食供应（Cura Annonae）中断后，加上多次劫掠与瘟疫，自然选择离开。

暴力的主体，也并非霍布斯式的全民混战，而是少数适龄武装男性——往往是原军人或雇佣兵。他们的暴力，本质是填补权力真空、重建新帝国的过程。无论是帝国崩溃期的日耳曼战士与拜占庭士兵，还是现代巴格达交火的美军与伊拉克武装，都是如此。

而绝大多数人在灾难中，反应恰恰相反——火灾、洪水、飓风中，人类通常表现出互助、创造力与团结。持枪独行者反倒难以生存，真正活下来的，多是有丰富社会连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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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对公元前一万二千年至公元前400年的近东地区3539具骨骼的分析显示，两次暴力高峰：一次是最早的国家与城邦（如乌鲁克）诞生之际，另一次是晚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期——即帝国崩溃与新国形成的时刻。帝国崩溃的暴力，本质上是帝国新生的暴力，而且常被夸大与误读。

那为什么现实与流行叙事差距如此之大？原因之一，是历史传承的方式——这是“百分之一视角”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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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约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古王国灭亡，南方省长安赫提菲（Ankhtifi）的墓志称：“上埃及全境饿死，人类饥饿至啖食亲子。”与之呼应的，还有《依普维尔的劝诫》（The Admonitions of Ipuwer）等哀诗，描绘了秩序崩坏、内战与人相食的恐怖图景。这类“哀歌文学”在古代近东、中国等地都很常见。

然而，这些描写很少与实证吻合。古王国灭亡时，没有大规模死亡或食人迹象（虽有干旱与冲突）。中央集权瓦解后，普通人的墓葬与陪葬品反而更多、更丰厚——历史学家称之为“宗教民主化”。还有迹象表明社会更平等，《依普维尔的劝诫》中对穷人崛起的抱怨甚至多于对战争的描写：“埃及的谷物成了公共财产……穷人已得九神之位。”

这些记述夸大的原因显而易见：《依普维尔的劝诫》出自中王国时期法老的雇员——自然要把失政描绘成灾难，以彰显新政权的正当性。安赫提菲墓志则在歌功颂德，渲染乱世衬托其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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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统治者的形象几乎总被美化。公众记住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是雄才大略的征服者，但考古显示他所谓的征服（如利比亚、努比亚战役）其实多与邻居和平共处；最著名的卡迭石之战（Battle of Kadesh，公元前1274年）则是因其指挥失误而失败，他通过重刻前人纪功碑、深刻署名等方式，制造了不容抹去的“伟业”假象。

这种宣传的扭曲，不只存在于石碑与建筑，也存在于外交文书里。世界上最早有双份存世的和平条约——埃及-赫梯条约（公元前1259年）——埃及版本写着赫梯人求和，赫梯版本则写埃及人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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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继承的崩溃故事，大多来自它最大的“受害者”——那百分之一的富人、权贵与祭司。他们掌握文字与资源，留下的多是城市与纪念碑——而罗马鼎盛时期，九成人口在农村，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这种百分之一视角，潜伏在我们对历史分期的命名中：无文字的时代叫“史前”，强调技术进步的称“青铜时代”，希腊罗马的崛起叫“古典时期”，欧洲殖民扩张期叫“现代”，柬埔寨吴哥的鼎盛期叫“成熟期”，玛雅的战国期叫“经典期”，埃及的集中统治叫“王国”，其间的无帝国阶段则被贬为“中间期”。这些并非中性用词，而是赞颂帝国、贬抑其缺席。

考古学者对“黑暗时代”这种说法早已存疑。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反谷物》（Against the Grain，2017）中甚至提出，崩溃值得赞美。早在1970年代，埃及学家肯尼思·基钦（Kenneth Kitchen）就建议将“中间期”改称“后帝国时期”。可在大众与教育体系里，这套帝国中心的分期仍然占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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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百分之一视角，扭曲了我们对崩溃与历史的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属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崩溃史。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帝国的兴衰，对过去与当下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