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海史密斯小姐

原文：My Harrowing Months as Patricia Highsmith’s Assistant｜Elena Gosalvez Blanco｜The Yale Review｜2025.06.09

1994年秋天，我第一次读到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小说。那年我二十岁，住在她瑞士特尼亚家中一间满是书架的房间里，书架上整整齐齐陈列着她的初版小说，按出版时间排列。帕特那年七十四岁，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据传她被诊断出癌症或其他绝症。我和她一起困在她的世界里，战战兢兢。她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星期，而她又花了大半辈子写“如何杀人而不被抓”。我甚至幻想过，她可能会试着杀了我。

我如何走进那栋房子的故事，要从几个月前在苏黎世说起。那时我正坐在一辆蓝色电车上，准备去安娜和丹尼尔·基尔家吃晚饭，我们是老朋友。安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我十七岁起就开始为她做模特。她的画室里总弥漫着油画颜料、速溶咖啡以及泡着马苏里拉奶酪的盐水味。她是个天才。她在一本画册的前言中写道，虽然她常因“花那么多时间和两个柠檬相处”（指她的静物画对象）而感到内疚——毕竟世界上有那么多重大问题需要关注——但她最终意识到，能够发现美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能力。在我认识她的那些年里，她教会了我很多——如何直面恐惧，如何追随热情。

安娜的丈夫丹尼（我们都叫他“丹尼”）是一位图书编辑，同时也是苏黎世出版公司 Diogenes Verlag 的创始人和拥有者，这家公司是欧洲小说的重要出版机构，至今仍然如此。他直言不讳，但一双眼睛透着善意，堆满书的屋子几乎就是他家的家具。

安娜和丹尼经常在家里举办所谓的“有趣晚宴”，邀请各种他们觉得有趣的人物聚在一起。那晚我到达时，家里的每扇门都开着，树影婆娑的花园里飘来新鲜空气，弥漫整个餐厅。晚餐摆在一张椭圆形木桌上，有意面、哈密瓜、鲜美的帕尔玛火腿，以及许多瓶法国和意大利葡萄酒。餐桌上的语言在英语和瑞士德语之间切换（我听不懂瑞士德语），我便盯着墙上那幅原版毕加索版画出神——画中一位裸女正被男人从腿间窥视。丹尼察觉到我在看那幅画，解释说他们的西西里厨娘讨厌这幅“素描”：“没人愿意看一个女人在妇科检查。”

他开始谈起这位厨娘的坏脾气，说她有多难相处，以及她的一些健康问题。

随后，丹尼提到他最近被一件工作上的事困扰。他正在寻找一个懂英语、持有欧洲驾照的人，到瑞士意大利语区的提契诺，照顾他的一位作家。“我已经快疯了，”他低声说，“这人很重要，我不能公开招聘。”原先负责这份工作的离婚男士突然决定不干了——他说他要出家当和尚。

丹尼起身又开了一瓶基安蒂葡萄酒。我没多想，就自告奋勇：“我会讲英语，”我用英文说，“我也有欧洲和美国的驾照。”丹尼知道，我马上要回西班牙开始大学三年级的课程，于是摇头拒绝。但我坚持说，我只需要回去一个月，去学校见见教授、领几本哲学书——之后我就可以回来帮忙直到十二月考试。（我那所大学不强制上课出勤。）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剧场投资人，也是一位艺术赞助人，从小我就听过许多他帮助艺术家的故事。我见过的一些艺术家后来对他充满感激。帮助一位有需要的作家，对我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丹尼边给大家倒酒，边低声告诉我，这位作家是帕特里夏·海史密斯。我没有什么反应。“她的书你看过几本？”他问。“一本都没有。”我回答。他大笑，安娜在餐桌另一端插话说，她敢肯定我至少看过希区柯克的电影《列车上的陌生人》，那是根据海史密斯的小说改编的。我确实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过，挺喜欢。

我坚持说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还说可以趁这段时间准备考试，也许还能写点小说。“你太漂亮，不适合当作家。”丹尼说。安娜插话：“他是说你太快乐了，不像他那些作家。”丹尼开始用夸张的语言骂起那瓶酒，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喝完几瓶酒后，丹尼告诉我他会问问帕特，看她愿不愿意见我一面。但他说，以我这个年纪，别抱太大希望。

不到一周，帕特就同意面试我。我从苏黎世搭火车出发，那天正好赶上一场大雨。在车上，我读完了《伪钞的颤抖》（The Tremor of Forgery，1969年），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海史密斯小说。那位一直照顾她的男人在洛迦诺火车站接我——洛迦诺是位于马焦雷湖北端的瑞士小镇，离帕特家不远。他在我眼中已经算老了，个子不高，戴着眼镜。他迎接我时仿佛不是我到他家，而是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归来。他带我进了一家咖啡馆，我们匆匆喝了一杯咖啡，他便开始向我讲述他与帕特相处的那些日子。他说起她的暴躁脾气，说她有多难伺候，说她身体出了问题。

他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进入修道院，是因为他渴望内心的平静。我们之间的谈话让我有些发慌，他像是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对我这个二十岁的陌生姑娘倾诉过多。

“帕特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他说，“想象力惊人。但她不喜欢人类。你会感觉自己在打扰她，但别往自己身上想，她就是那样。”

我对他的描述感到困惑：一个如此与世隔绝的人，怎么能把人性写得如此透彻？就在火车上我才刚读完那本小说，我仿佛仍和书中主角霍华德·英厄姆一起身处突尼斯，一起质疑我们奉为圭臬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在这个令人沮丧的雨天与未来的和尚共饮咖啡。

我们开着一辆旧大众 Polo 前往她家，助手上车时几乎要落泪。从洛迦诺到特尼亚不过五公里，那十分钟却显得格外漫长。雨停了，但八月的空气丝毫不温暖。他把我送到门口，在车都没熄火的情况下喊了句“祝你好运！”，便立刻倒车离开。

我整理了一下湿漉漉、皱巴巴的深蓝连衣裙。

面前的房子是一座一层楼高的野兽派风格建筑，由巨大的砖块砌成，像字母“U”的形状。这是帕特在1980年代末与一位苏黎世建筑师合作设计的梦想之家（她曾梦见过这座房子）。它与《列车上的陌生人》里描写的一栋房子颇为相似，只不过书中那栋是Y字形。我喜欢这房子冷峻的线条与周围山谷柔和景致之间的反差，而且按欧洲标准，它离邻居也算远。那些曾经洁白的混凝土砖块，如今积满尘灰。院子里长满了灌木和落叶，气氛有些诡异。

我还没按门铃，帕特就打开了门，仿佛她一直站在窗帘后面等我。她比我矮，身形瘦小。穿着一件毛衣和肥大的牛仔裤，油腻的灰色刘海遮住半张脸，看上去毫无亲切感。她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说：“谢谢你愿意来。”我关上门，跟着她走进屋里。她头也不回地问我想喝啤酒还是茶；我说想要水。她看起来虚弱，但行动却很利索。她让我坐在一张铺满彩色靠垫和毛毯的大白沙发上，自己转身走进厨房（我猜是厨房）。

客厅很温馨。我环顾四周的书架，一只橘猫静静地穿过房间，完全无视我。茶几上放着一本欧洲杂志，翻到一页“百位在世最佳作家”专题，帕特排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下方。她终于端着水回来了，动作和那只猫一样悄无声息。

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问：“你喜欢海明威吗？”

我喝了口温吞的自来水，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我对帕特几乎一无所知。我不了解她的品味，也不知道她和其他二十世纪美国作家的关系，更不知道她曾在纽约和巴黎生活过。她的书我只读过那一本，还是在来这里的火车上读完的。我放下杯子，感觉像在参加电视游戏节目，答题时间已所剩无几。我知道自己猜不出正确答案，不如就说实话。“不喜欢，”我说，仿佛把最后一枚筹码压在了轮盘上。

“我讨厌海明威！”她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