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主义之痛

原文：The Pain of Perfectionism

Leslie Jamison｜The New Yorker｜2025.08.04

当戈登·弗莱特，这位一生致力于研究完美主义的心理学教授，养育自己的两个女儿时，他一心想让她们明白：你不必完美。可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每当他对她们提出批评，女儿们总会打趣：“你不是应该教我们不用追求完美吗？”尽管他倾尽全力，但弗莱特发现，大女儿海莉依然显露出典型的完美主义特质——做事极其细致，老师们批改她那些熬夜苦读的试卷时，无一不说她是个完美主义者。海莉十岁那年，参加了弗莱特与长期合作者休伊特共同开发的一套儿童完美主义测试问卷。算完分数，弗莱特惊讶地发现，女儿竟然并不算完美主义者——他甚至怀疑测试本身有问题。可七年后，海莉做了成人版本的测试，她的完美主义无可辩驳。弗莱特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女儿解释说：小时候，她就牢牢记住“不能追求完美”这条规训，所以，她像个真正的完美主义者那样，把测试做到了“完美”。

乍一看，完美主义作为一种痛苦来源，似乎难以让人当真。自称“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总带着点自夸的味道——就像那些会在面试时用来包装缺点的聪明回答。有次我在地铁上读弗莱特和休伊特合著的书，书名上“完美主义”几个大字让我有些羞涩，仿佛在向世界宣告：无论我多优秀，我还要更好。宣称自己是完美主义者，有时像是一场比谁更追求卓越的游戏。一位英国作家跟我说，她读到安·泰勒笔下一个“完美主义”角色时，忍不住想：“原来在巴尔的摩，只要这样就算完美主义者啦？”

但在弗莱特和休伊特看来，把完美主义当作一种可嘉的进取心，正是一种危险的误解——为此，他们写了三本书、发表了数百篇论文，誓要推翻这种看法。“我最受不了人们把完美主义说成是好事。”弗莱特在多伦多郊区密西索加的家中，坐在餐桌前对我说，“他们根本没看到那背后深刻的人类代价。”休伊特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从患者身上见识了完美主义的“自我折磨和瘫痪”。这种动力并非源自理想，而是源自恐惧——一种执念：唯有完美，才能让我在世间获得安全感与存在感。

弗莱特曾被邀请到一档广播节目，聊聊“完美主义”。制片人说，这期节目要做成轻松愉快的内容，陪伴大家开启假日。弗莱特却提醒他们选错了主题，他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完美主义与抑郁症、饮食障碍、甚至自杀之间的关联。果不其然，节目开放热线后，第一个来电就是一位声音绝望的男子，控诉妻子的完美主义让婚姻濒临崩溃。接下来，两位儿子又诉说酗酒的父亲如何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因完美主义带来的压力。弗莱特记得，那一刻热线几乎被打爆，他心中的警钟得到了印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弗莱特和休伊特开始合作发表完美主义的相关研究。那时，这一领域的学者寥寥无几。而今天，完美主义已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医美手段泛滥、奥泽匹克减肥针、滤镜美颜横行的时代，“完美”已被重新定义。电影如《黑天鹅》《幻影缝匠》探讨完美主义的黑暗面，却又赋予它一种近乎宿命的魅惑。弗莱特家的书架上，塞满了自传，作者都是曾经与完美主义抗争过的名人——网坛传奇阿加西、高尔夫大师霍根，音乐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埃里克·克莱普顿、郎朗，甚至已故的布莱恩·威尔逊。与此同时，心理学界也把完美主义捧成了热点话题，每周都有五到十篇新研究发表。《哈佛商业评论》持续推出各种关于“如何管理你的完美主义”的文章（有些文章会提醒你“别让完美主义成为生产力的敌人”，但又舍不得完全否定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正面价值？创造力！”）。

弗莱特坚信，尤其是Z世代的年轻人，正面临一场“完美主义疫情”。在他对加拿大高中生的调查中，54%的人认同“我必须完美”这句话。（2024年盖洛普的民调也有类似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青少年感到必须追求完美。）他认为，这一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人们被自己与理想化人生之间的差距折磨，更不用说每天在网上流转的“别人家的完美生活”。“如今，人们想要看起来完美的需求，比我们当年研究时大多了。”他说。

意大利作家温琴佐·拉特罗尼科的新小说《完美》，就描写了数字时代如何逼迫人们把自己的人生变成精致的展品。安娜与汤姆，一对千禧一代的柏林移民，把自己的家挂到Airbnb上出租——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扶手椅、日本茶具、斑驳的阳光透过翠绿的龟背竹洒满房间。小说追踪着这对夫妻为维持“完美公寓”以及背后的生活方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最后让人强烈感受到这场追逐的空洞——完美是一个永远遥不可及的目标。实现“完美”，往往就是最快领悟到它毫无意义的捷径。

休伊特指出，这正是完美主义与单纯追求卓越的本质区别：哪怕目标达成，也无济于事——无论是优异的成绩、理想的体重，还是职场的高光时刻。成就感，始终无法触及那种“我本不配”的深层自卑。完美主义让人陷入无休止的奋力挣扎，这是一种虚无的困境，一种对自虐的上瘾，因为那种“永远不够好”的地狱竟让人觉得最安全。它也许不美好，但却像家一样熟悉。

1987年秋天，弗莱特与休伊特在多伦多约克大学心理学系相识，那时两人都三十岁，刚刚开启学术生涯，都是临时岗位，前路未卜。（弗莱特还记得自己面试时，看到自己的简历被随意扔在地上，上面还踩着脚印。）两人经常从心理学楼出发，一路步行到教室，很快成为好友。弗莱特土生土长，出身工薪家庭，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休伊特则先是古典音乐家，学过吉他、声乐，后来才转向心理学。

休伊特早已发表过关于完美主义的论文，灵感源自本科时在牙医候诊室里读到的一篇杂志，那一刻他顿悟了音乐圈里常见的一种现象。他曾回忆自己小时候弹钢琴时因弹错一个音被老师打手，“错了，就会引发一种愤怒。”弗莱特的博士论文聚焦于抑郁症，他读过休伊特的那篇关于抑郁与完美主义的论文后，特意表示钦佩。没多久，休伊特邀请他共同开发一套完美主义模型。弗莱特回忆说，休伊特问：“你会做人格量表吗？”他答：“希望会吧——我还在教研究生这门课呢。”

一年后，休伊特去了安大略东部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弗莱特则常坐火车去找他继续合作，最终他们构建出了一套包含三大类型的完美主义模型：自我导向型（苛求自己）、他人导向型（苛求他人）、社会期许型（觉得别人都要求你完美）。

他们把论文投给《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后被拒了，但休伊特鼓起勇气打电话找编辑“说服”，编辑表示如果能补充一项临床研究，就会考虑录用。休伊特所在的医院为研究提供了大量临床对象，这些病人并非高校学生，而是真正处于精神疾患困境中的人，这让他们的研究更加有说服力。1991年，这套模型正式发表，并通过研究证明了完美主义与严重精神疾病的关联。如今，它已成为学界的主流理论框架，被称为“完美主义行为综合模型”。

论文发表后，弗莱特思考过，是否应该推动让完美主义被正式纳入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这样或许会让大家更重视它。但休伊特反对，认为那样只会让完美主义被简化为一种需要“去除”的具体问题，而忽视其作为复杂人格风格的根本成因。（就像我们不再诊断“发烧”或“胸痛”，而是要追查这些症状背后的真正疾病。）弗莱特和休伊特的框架带来的最大益处，是为各种心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语言和工具。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曾告诉弗莱特，她一直无法理解厌食症患者为何会觉得“还不够瘦”，直到完美主义帮她看清这种自我毁灭性的动力。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即便剔除抑郁等其他因素，完美主义依然是自杀风险的强预测因子。（弗莱特和休伊特写道，完美主义者甚至会把未遂自杀视为“终极失败”。）英国女性阿莉娜·坦普尔顿-珀克斯2008年因严重自我怀疑自杀，完美主义甚至被写进了官方死因。美国阿肯色州的儿科心脏外科医生乔纳森·德拉蒙德-韦布2004年自杀，他就是一位典型的“他人导向型”完美主义者——在遗书里痛斥身边所有人的缺陷，“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接纳我。”

三年前，弗莱特收到一封来自卡萝尔·科恩的邮件，她讲述了儿子迈克尔的故事。迈克尔2018年自杀时只有28岁，是家中长子，从小安静体贴，长大后成了慷慨、爱冒险的青年。在中国的三年半创业经历中，他列下30个旅行目标并全部打卡。可后来，他陷入了严重抑郁，觉得自己“落后了”。找工作时，他只要看到有哪一项资历不符就会气馁，不再投简历，最后深信自己根本无法胜任。他把内心的痛苦藏得极深，猝然自杀让家人始料未及。后来，母亲写信给弗莱特说：“我们的儿子，是被完美主义害死的。”

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超我”这一概念——那是一种对完美永无止境的内在呼唤。自那之后，精神分析学家用各种理论描绘了完美主义的主观体验和背后动力。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最初是弗洛伊德的小组成员，后来分道扬镳——如今因“自卑情结”闻名，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想克服自己的不足。（他也是最早关注“出生顺序”对性格影响的心理学家，因为他对自己的哥哥有着深深的自卑。）1960年，温尼科特提出“大多数人都会发展出一个‘假自我’，用以遮蔽和保护内心那个更真实的自我，靠迎合他人期待活着。”七八十年代，布鲁赫则借助厌食症患者的案例，指出完美主义其实源自深刻的自卑感：“她的所有努力，所有对完美和极度纤瘦的追求，都是为了掩盖她内心深处的缺陷感。”

批评家兼精神分析师亚当·菲利普斯曾说，超我那种对完美的无情要求，是个“无聊而残酷的独白者，观众只有一个人”。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听它呢？菲利普斯认为，是因为这位独白者承诺能“以无人能及的方式了解我们，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任何习惯自嘲的人都懂这种逻辑：只要相信自己最糟的版本才是真实的，就永远不会被“发现缺陷”所打击。宁可高估自己的缺点，也别让它冷不丁跳出来。但这种策略终究是隔绝人群的，最后只会造出一个“完美”的外壳，把自己和所有人隔开。完美主义让我们与世界疏远，也让我们和自己永远在斗争：“我们无意识中不停地自我修剪、自我否定。如此残酷无情，甚至让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这些折磨，自己会是什么样。”

纳撒尼尔·霍桑1843年的短篇小说《胎记》，简直成了这种内心暴力的寓言：科学家艾尔默痴迷于除去妻子乔治安娜脸上的胎记，结果亲手害死了她。小说最后写道：“当那唯一的人类瑕疵——胎记的最后一抹红色，从她脸颊褪去，‘完美女人’的最后一口气也随之消散，她的灵魂带着对丈夫的余情升向天堂。”如果“人性”意味着不完美，那么唯一的完美女人，也只能是死去的女人。

2009年，弗莱特受邀到加拿大情报局开会。他告诉在场的探员，很多恐怖分子可以被归为“恶性完美主义者”，并以“邮包炸弹客”为反面教材，顺便支招：面试时别只问应聘者“最大的错误”，要问“第二大的错误”。弗莱特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听众，给母婴团体讲完美主义和产后抑郁，给运动心理学大会讲“完美悖论”——越渴望完美，越难以达成目标。阿加西在自传里回忆教练如何提醒他：“你每一拍都想打出制胜分，结果反而失误连连。”研究还发现，那些对自己要求苛刻的心理学教授，论文产出、引用和高水平发表的概率反而更低。

弗莱特对此感同身受，他带过无数为完美主义所困的研究生。“你研究什么，就会吸引跟你一样苦恼的学生。”在他家客厅，他给我看一张90年代的老照片：他和学生汤姆在自家后院种下一棵枫树。汤姆聪明开朗，前途无量，却总是对自己要求苛刻，因为害怕失败而拖延，仿佛有个无形观众一直在嘲笑他的每一个动作，挑剔他写过的每一页论文、还没动笔的博士论文，甚至否认他因困境而感到沮丧的权利。汤姆与弗莱特合写过不少关于完美主义和拖延的论文，但博士迟迟未毕业，陷入债务，被迫停下学业。后来他还清债务，换了新课题，但长期的健康问题被压力彻底拖垮。41岁那年，汤姆早早离世，弗莱特坚信，完美主义是促成他英年早逝的关键原因。照片里，汤姆戴着棒球帽，笑容灿烂，手里扶着那棵纤细的树苗。那天他们种下了两棵，一棵死了，另一棵如今已在后院浓荫蔽日。

身体上的代价，是弗莱特和休伊特格外关注的方向。完美主义者更容易患上溃疡、高血压、纤维肌痛、关节炎、肠易激综合征和克罗恩病，但他们却又往往迟迟不肯就医。他们一心只想“没事”，甚至希望让一切看起来“都好”，结果反而耽误了治疗。心理学家萨缪尔·米凯尔与弗莱特和休伊特合著过一本书，专门研究完美主义与慢性疼痛的关系。他讲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疼痛发作时完全无法自理。这个男人陷入绝望，既不能和孩子在地上玩耍，也无法与妻子亲密，于是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有一回，周末他本想去买啤酒，结果在超市外的车里失声痛哭，羞愧得无法下车——因为他知道自己搬不动那箱啤酒。

我问米凯尔，怎么区分慢性疼痛带来的普遍情绪崩溃，和完美主义者那种更尖锐的自责。他说，普通病人可能会努力找其他方式与孩子亲密，比如床上读故事、一起吃冰淇淋；可完美主义者只活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世界里：一旦失去一点，就是全盘皆输。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康复期，完美主义者总觉得“我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无法欣赏一点点进步。当我问起那位病人是否有所好转时，米凯尔答：“有，也没有。”他学会了用新的方式陪伴孩子，但依然觉得自己无法算作“合格丈夫”。米凯尔补充说，遇到这种情况，治疗师也要放弃“完美疗愈”的幻想——要接受哪怕康复不完整，病人依然可以获得有意义的改变。

和所有的痛苦一样，完美主义的重担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早在八十年代，流行病学家舍曼·詹姆斯就提出“约翰·亨利主义”一词，用以描述许多黑人美国人面对日常压力时那种“拼死一搏、永不放弃的精神”。典故源于民谣传说：约翰·亨利是一位铁路工人，他拼尽全力与蒸汽钻头比赛，最终力竭身亡。约翰·亨利主义要求的，不只是优秀，而是超人，甚至要胜过机器，无论是真正的机器，还是体制化的歧视。基斯·莱蒙在回忆录《沉重》中，描述自己在白人至上的美国成长，母亲耳提面命：“必须做到比别人好一倍，才能获得一半的回报。”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中也感叹：“黑人社区有句老话：你得比别人优秀两倍，才能走到和别人一样远。”

詹姆斯把“约翰·亨利主义”看作历史产物：南北战争结束后，被解放的黑人必须重新塑造美国身份，力求体现“勤奋、自立、自由”等美国核心价值。后来他还设计了十二点量表，专门评估个体“坚定不移地追求成功”的倾向，例如“只要我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底”或“遇到挫折时，我会加倍努力”。作为流行病学家，詹姆斯主要研究了这种人格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发现黑人患高血压、脑卒中和肾病的风险都更高。

自詹姆斯提出以来，“约翰·亨利主义”已远超种族话题，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小说《约翰·亨利之日》中，主角J.赴西弗吉尼亚报道一场邮票发布节，现场有人吟唱那首约翰·亨利民谣（“我要击败那台蒸汽钻，哪怕累死自己”），J.却差点被自助餐的牛排噎死。小说巧妙地揭开了神话英雄和挣扎凡人的两面——奋斗拯救一切的幻想，和透支生命的残酷现实。

美国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神话”为完美主义提供了沃土，但它在其他文化传统中同样根深蒂固。弗莱特告诉我，一位中国研究生曾说，儒家文化要求人必须在五个方面追求完美：仁、义、礼、智、信。这位学生在中国做校内调查，探讨“完美压力”，有老师听了报告后说，从没听说过完美会有坏处。

当然，世界也有别样智慧。比如波斯地毯师傅会特意织入一个小瑕疵，象征“只有真主才完美”。斯堪的纳维亚盛行“扬特法则”，强调不要张扬，不要妄自尊大，正如丹麦作家桑德莫斯在1933年小说中描述的虚构小镇十诫之一：“你永远别以为自己比我们强。”

三十五年携手合作，弗莱特和休伊特表面上都已步入晚年，亲切健谈，都是儿孙满堂的好父亲、好祖父，热衷于普及心理学。但两人研究路径截然不同：弗莱特擅长用统计方法梳理宏观规律，休伊特则像老练的治疗师，善于观察每一棵树——他更关心一个人何时、为何把“完美”当作自我保护的解法。很多时候，完美主义的根源正是渴望父母认同——“只要我足够完美，才会被爱”。休伊特讲述过一位45岁女性来访者，常年焦虑，必须维持无懈可击的形象，却找不到完美执念的来由。几周后，她谈及自己被收养的经历，父母是带着爱和温柔告诉她的——“我们去抱孩子的时候特地选中了你”，用意是让她觉得被选中、被珍视。可随着治疗的深入，她逐渐意识到，这样的故事也无意间植入了另一种恐惧：只要不完美，就随时可能被退回。

休伊特说，完美主义者在他的候诊室里总是坐立不安，这从身体语言就能看出来。对于他们而言，接受“暴露脆弱和缺陷”这种动态本身就难以承受。很多人极度害怕放下完美主义——那仿佛是唯一能让他们维系完整的东西。很多完美主义者并不是因为完美主义本身来求助，而是因慢性焦虑或抑郁走进诊室，只有在治疗过程中，完美主义才渐渐显露为幕后主角。有时，触发危机的是某次具体的失败，也有时，是成功——尤其是那些本应带来幸福和自信的成功，反而让人更空虚。因此，中年常常是完美主义者的危机期，但这一困境横跨所有年龄层。“我甚至见过九十多岁的患者，依然在拼命讨好早已故去的父母。”

一旦患者明白“追求完美”不是出路，新的陷阱也随之出现：她可能又陷入“摆脱完美主义也要做到完美”。她会努力做“模范病人”，从不失控，从不表露负面情绪，处处表现出“我已经吸收了你的教诲”。但恰恰相反，真正的突破，恰恰发生在她把自己的丑陋、不完美、混乱、愤怒、失控展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当患者勇敢袒露不堪，发现“治疗师并不会嫌弃你——天也不会塌”，真正的进步才会发生。

休伊特能感知到患者敞开心扉的时刻——她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把这些话说出口。”这些时刻让他想起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赤裸上阵，只能用最真实的声音。音乐训练让他格外敏感于声音的变化，他会带学生一遍遍听录音，“你听到刚才那一瞬间的语气了吗？”只要捕捉到这种微妙的转折，就是关键。

有时，身体上的信号更为明显。米凯尔曾治疗过一位四十多岁的母亲，害怕丈夫离开自己，于是把自己变成了“家庭楷模”，家务做得无可挑剔，孩子照顾得面面俱到，每餐精心烹制。米凯尔发现，每当他夸她几句，她总是低头，回避目光，甚至屏住呼吸。“她不仅无法接受夸奖，甚至连空气都不敢呼吸。”对她来说，接受表扬就像是一种危险的自满，因为那意味着“自我锻造的完美”还没有完成。只有继续磨炼，才能避免被抛弃。

这正是“自我导向型”完美主义的典型表现。而“他人导向型”则可能通过指责治疗师来化解压力。休伊特讲过一位患者，对正在实习的研究生表现出攻击性，甚至利用导师在场的机会，刺激对方：“你不是在读博士吗？你导师就在看，他肯定不会满意。”但休伊特恰恰满意，因为这种愤怒说明学生触及了关键所在。分析师伊丽莎白·斯皮利乌斯写过一位患者，“她在无形中让我也追求完美，最终和她一样陷入自我否定与失望。”

休伊特发现，当他在治疗中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误时，无论是记错名字还是忘了重要的交流，对方反而获益更多。有次，他问一位患者，四年治疗中哪一刻最有帮助。患者说：“你承认自己出错，然后我们一起走过来的那一刻。”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看到治疗师勇于认错，她终于明白“不完美就是不完美，仅此而已，没有天塌地陷”。令休伊特始料未及的是，真正帮助患者的，往往不是他的洞察力，而恰恰是他的人性与缺陷。

过去十年，弗莱特把更多精力投向“被重视感”心理学。这个词听上去理所当然，也许正因如此，才一直被忽略。但“被重视”不仅仅是被爱或有归属感，更是“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弗莱特说：“被重视感，往往源于有人欣赏我们的独特性。”

他关注“被重视”，也和自身经历有关：四十多岁那年，他因病几乎死在医院，体重骤减近四十磅，整个人变成橙色，最后才查出是药物导致的肝衰竭。有天在病房的浴室里，他低声祈祷：“如果有人在听，这真的太早了。我还有未竟之事。”自那以后，他格外珍惜每一天，“只想把剩下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上。”

他开始思考：我们是如何获得“被重视感”的？他忆起童年时去看望奶奶——奶奶是石棉厂食堂的主管。每次去，都像是明星驾到，随便吃什么都有人满足他（樱桃果冻、巧克力牛奶），更重要的是，工人们对他的到来充满喜悦，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那种感觉，至今仍让他受用。

弗莱特最终明白，“被重视感”是对抗完美主义的良方。你不需要完美，只要对某个人来说，你足够重要就行。事实上，被忽视或觉得微不足道——他称为“反向被重视感”——往往正是完美主义的温床。他2012年发表的第一篇“被重视感”论文，调查了数百名大学生，发现“反向被重视感”与完美主义高度相关。完美主义也许是人们试图对抗自身无足轻重感的一种无效方式，但它注定会失败，因为每迈向“完美”一步，就离自己的独特性——那种真实、混乱、不可复制的闪光点——越来越远。

弗莱特已出版两本关于“被重视感”的书，发表五十多篇论文，但去年秋天他经历了真正的转折——退休。当我建议和他一起去看看约克大学的校园时，他一开始有些迟疑——自从离开后，他再也没回去过，提起“离职第二天就要腾出车位”时，声音里带着一丝伤感。但如今，他在各类讲座中用“被重视感”温暖更多人，常常能看到台下有人感动落泪。“那真的是触及了最深处。”医生、社工、母亲、教师都曾向他表达感谢。他妻子的心脏科医生说，疫情期间，他对抗职业倦怠的秘诀，就是不断提醒自己：“现在人们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