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阅读吗？

原文：What’s Happening to Reading?｜Joshua Rothman｜The New Yorker｜2025.06.17

你平时读些什么？又是为什么而读？几十年前，这些问题并不急迫。阅读是件平凡的事，自十九世纪现代出版业兴起以来，它的形态几乎未曾改变。作家 Emma Rathbone 曾在 2017 年的《笑声与低语》专栏中，以一篇名为《互联网之前》的幽默短文，准确捕捉了过去那种阅读的氛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你可以在芝加哥的长椅上慵懒地读点 Dean Koontz，那就是一件正经事，没人会知道，除非你自己说。”阅读就是阅读，无论你读的是报纸、普鲁斯特，还是《权力掮客》，你都是在沉默中、用自己的节奏，在一页页纸上滑动双眼。

但如今，阅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依旧有许多人享受传统的书籍与期刊，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因网络时代而获得了某种“超阅读能力”：对他们而言，智能手机就是随身图书馆。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那种理想中的老派阅读——与精雕细琢的文字之间从头至尾、专注深入的交流——几乎成了一种怀旧姿态。这类读者可能在电子阅读器上开始读一本书，然后靠音频朗读在路上接着听；或者干脆不读书了，晚上刷刷 Apple News 和 Substack，然后顺流而下地沉进 Reddit 的信息长河。在今天，阅读是一种既松散又聚焦的体验：屏幕上总有随机跳动的文字，而 YouTube、Fortnite、Netflix 等的存在，则让我们在阅读时不得不一遍遍地作出“不退出”的选择。

这个转变历经数十年，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年轻人率先采用的新技术。也正因如此，它的历史性意义往往被掩盖。2023 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称，过去十年中每年至少读一本书的成年人比例，从 55% 降到了 48%。这个变化虽然显著，但与青少年群体相比，还算温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现，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13 岁儿童“几乎每天读书”的比例，从 27% 骤降至 14%。不出所料，大学教授们愈发焦虑地抱怨那些被手机夺走注意力的学生，已经难以阅读任何篇幅长、内容复杂的材料。

关于“阅读素养”下降的证据有时并不充分。例如，有一项被广泛讨论的研究，其测试标准是学生是否能读懂《荒凉屋》冗长难解的开篇段落；这就好比让游泳选手穿越五十码的糖浆来评估技术。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我们实际喜欢读什么，这种远离书本的趋势也未必是坏事。假如我们放下史蒂芬·金而去狂看《怪奇物语》，或不再买自助书而改听播客，这就等于文明崩塌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阅读的衰退其实与信息爆炸息息相关。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回到那个可读、可看、可听、可学的内容都更少的时代？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它们似乎都只会加速发生。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学者将阅读的衰落视作“古腾堡括号”（Gutenberg Parenthesis）的闭合——那是一个由印刷术开启的历史阶段，一个由结构化出版体系主导的时代。互联网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关上了这个括号，让我们回归到一种更自由流动、去中心化的、对话式的交流方式。我们不再读书，而是在评论区争论。一些理论家甚至提出，我们正在回归某种“口语文化”——历史学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称之为“次级口语性”，也就是说，语言的来回交换被文字所增强。播客、电子通讯和梗图的盛行也为这种说法增添了可信度。《乔·罗根经验》节目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两个男人围着篝火交谈，以对话的形式传递知识，就像古希腊人那样。

但现在回头看，那种口语文化的假说多少显得有些天真。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诞生于“扎克伯格括号”——一个由 Facebook 创造、社交媒体主宰的时代。而处于这个括号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会对这套“对话式互联网”构成何等威胁。如今我们已然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你在网上遇到的人，有时并非真正的人，而是由 AI 编织而成的幻影。这些系统是从海量文本中学习而来——仿佛书本获得了生命，而后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存在：一种文本、思想与对话的结合体，足以彻底改写我们对文字价值与用途的认知。

今年一月，经济学家兼博客写作者泰勒·科恩（Tyler Cowen）宣布，他已经开始“为 AI 写作”了。他指出，如今有理由假设：自己发布的每一篇文章，不只是被人类阅读，也会被 AI 系统“阅读”——而他开始把这第二类读者看作重要对象。“极少有思想家和作家，即便生前成名，能够免于被遗忘。”科恩写道。但 AI 可能不会遗忘；事实上，如果你提供足够的文字材料，它们也许可以从中提取出“你思维方式的模型”，让未来的读者得以与之交互。“你的后代，或许还有未来的粉丝，将无需翻阅一堆落灰的旧书，便能感受到你的思想。”他开始在博客上撰写那些人生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时光——比如四到七岁的生活片段。他知道人类读者可能对此并无兴趣，但对“未来的高级 AI 而言”，这些记录却有助于“写出一部极好的泰勒·科恩传记”。

科恩之所以能如此思考，是因为大型语言模型（如 OpenAI 的 ChatGPT 或 Anthropic 的 Claude）本质上就是“阅读机器”。说它们“在读书”并不完全准确：LLM 并不会像人类那样被文字打动；它们没有情感，心跳也不会因悬念而加速。但毋庸置疑，AI 在某些阅读层面已达超人水平。一个语言模型在训练期间会“读”下并“理解”不可想象的海量文本；之后，它可以几乎瞬间提取出这些内容的主干信息（尽管不总是完美），还能迅速建立联系、进行比较、抽取见解，并将这些能力运用于它未曾读过的新文本上。这些系统就像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是那些在学校里“真的读完了所有阅读材料”的学生。而且它们还能继续读——只要你布置“作业”。

我曾遇到过少数几个真正读过“一切”的人，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令人震撼。AI 无法取代这些人，因为它本质上是通用的、追求共识的；你不会把 ChatGPT 当作思想导师，也不会因 Claude 的“宏大理论”而激动不已。但 AI 的阅读优势，正来自它的“非人性”。在 David Perell 的播客《我是怎么写作的》中，科恩谈到：他在阅读时，会不断向聊天机器人抛出不懂的问题；AI 永远不会厌烦这些提问，而且它的回答能调动的知识广度，是人类望尘莫及的。这让任何一篇文本都可以变成一份“课纲”或“跳板”。AI 还可以简化：如果你读不懂《荒凉屋》的开头，可以让它帮你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狄更斯写道：“煤气在雾中各处街道浮现，如同阳光透过湿润田野，映入农人与牧童的眼帘。”而 Claude 给出的现代版本是：“煤气灯在街道的雾中黯淡地闪着光，就像农夫在薄雾田野中看到的太阳。”

由此，装备了 AI 的读者，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模糊“原始文本”与“解读材料”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在面对那些他们认为“形式与内容可以分离”的读物时。其实很多人早已对此习以为常：自 2012 年起，总部设在柏林的公司 Blinkist 就一直宣称自己是“阅读的未来”，他们将畅销的非虚构书籍浓缩成十五分钟的文字与音频摘要。（在短短一刻钟内，你也许就能把握住瑞安·霍利迪那本关于斯多葛与佛教哲学的书《Stillness is the Key》的核心思想。）或者你也可以想想《读者文摘·精华本》（Reader’s Digest Condensed Books）：这是一套按季度出版的合集，每册包含四到五本小说的精简版本，装帧精美，页数减半。这套书曾经极其畅销——据《纽约时报》1987 年的报道，当年有一百五十万人次共计购买了一千万册——而在我成长的家里，父母就在书架上放了一整排。我也不经意地翻过几本浓缩版的迪克·弗朗西斯或诺拉·罗伯茨的惊悚小说。如果我要为 1979 年的《Whip Hand》写一篇学术论文，显然不能靠那个精简本。但如果我追求的是情节、氛围与悬念，那我或许可以说我“读过”这本书了。而且我很可能并不会再去找原版来读。

在我们当前的阅读生态中，经过删改或改写的文本仍属少数，但未来十年，这种比例也许会彻底翻转：我们很可能从“替代文本”读起，之后才决定是否去读原著——就像我们现在下载 Kindle 样章试读，再决定是否购买完整书籍一样。因为 AI 能即时生成节选、摘要或其他形式的“简化版”，我们甚至可以随时在不同版本间切换，就像你今天可以把播客调成 2 倍速，或在放弃一部无聊的电视剧之后直接去查维基百科看结局。流行歌曲常常会有多个版本——洁净版、电音混音版等。作为写作者，我或许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这样“折射”。但折射的权力将不再掌握在我手中，而是在读者与他们的 AI 那里。他们将共同压缩阅读与编辑之间的距离。

当然，有人会说，有些写作根本无法、也不该被简化。如果你只读了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摘要——莉拉做了什么，莱努又做了什么——那你无疑是辜负了自己。再比如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也许可以被浓缩成几个关键概念，也许某个聊天机器人能把它解释得比作者更明白——但“厚重”与“难度”本就是这本书的一部分。而我们当然也会继续珍视那些真实的人声。最近，我在读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其中布满了德语短语、古怪的历史细节和我完全不懂的俄国文化语境。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查看脚注；我想维持阅读的流动性，沉浸在托尔斯泰的节奏里。热爱老派阅读的人或许在减少，但他们不会消失，也远不会变成零。

不过，我也忍不住在想，写作本身那种“内在的完整性”，会不会其实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强大？曾经，人们难以想象整首歌可以建立在采样之上；但如今，采样早已成为音乐创作的常态，我们也开始将这种流动性视为优点而非瑕疵。那么，阅读也进入“Remix 文化”，真的有那么难以想象吗？《Blue Monday》有多少个版本？哪一个才算“正版”？重要吗？只要你爱这首歌，难道还在乎是哪个混音？同样的，如果我读的是我版本的《我的天才女友》，你读的是你的版本，我们不也都是费兰特的读者吗？亨利·詹姆斯晚年曾重写自己的多部小说；泰勒·斯威夫特则给了我们“Taylor’s Versions”。我们当然在意作者的意图、身份与版权；我们知道一篇作品的每一个词语都承载着独特安排，而这些安排一旦被重组，其独特性和价值往往随之流失。但也许，我们会享受那种被 AI 加持的阅读编辑体验——我们不再只是读者，也成了“参与者”。

我作为读者的巅峰时刻，其实出现在进入新闻行业之前。那时我正在攻读英语文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中期，我需要参加一场综合考试——那是一种令人胆寒的口试，三个教授坐在对面轮番发问，时间长达数小时。考试内容基于一份提前一年发下的阅读清单，几乎涵盖了整个英语文学史，从《贝奥武夫》到《宠儿》，包括像《尤利西斯》、叶芝的诗集这样的作品。我日以继夜地阅读；为了避免眼睛疲劳，我特意买了一盏护眼灯和一只带支架的放大镜。

两年后，我又参加了另一场考试——这次是专攻某一文学子领域的“领域考试”，需要我自己拟定阅读书单。这份清单同样被视作一整年的阅读任务，我列了大约二十来本小说，以及几乎无底洞般的文学评论文献。为了保护脊椎，我后来甚至开始站着阅读。

人类的阅读有其极限。而当时正是这种“极限”令我兴奋不已。备考过程让我体验到自己到底能读多少，这也让我逐步走上了“读过一切之人”的道路。但即便如此，在啃完文学经典的同时，我也始终清楚：自己读过的，仍只是浩瀚书海的一小角。那所大学的图书馆大得近乎荒谬，地下一层层延展开去。在书库深处，感应灯一亮，映出的是一整排整整齐齐、却很可能多年无人问津的书。而回顾今日，还有一种新的限制浮现出来：记忆。我可能的确读过爱德蒙·斯宾塞的《仙后》，但我还记得多少实质内容？大概只剩个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人到中年，我花在重读经典上的时间，几乎与探索新书一样多。

AI 是否会从根本上挑战这些限制？完全有可能想象，智能阅读机器将帮助我们重新发现那些原本无人问津的文本价值。（这个过程有点像提炼化石燃料：古老、专业或晦涩的写作可以被浓缩提取，用来点燃新的思想。）还有一种可能：语言模型能帮助我们扩展和加深阅读记忆。如果我当年是和某个 AI 一起备考的，并且此后年复一年一直与它讨论我读过的作品，那我也许就等于建立了一个“活着的笔记本”，一个思考日记。事实上，我的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位对话者——我的妻子。她当年也在同一个博士项目里。我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塑造的。

人工智能本身是没有动机的；它会“读”，但不是“读者”；它所谓的“兴趣”完全取决于你给它的问题。因此，AI 的阅读价值，最终仍然仰赖于一种它无法真正体现、也无法亲自维系的“阅读文化”。

那么，当阅读被自动化，我们的阅读文化会变成什么样？设想一下某种未来，在那里，“文本”被视为流动的、可替换的、可折射的、可抽象化的媒介。在这种未来里，人们常常会先让 AI 把一段文字“浓缩一下”、“说重点”，或者直接“变成播客”、“整理成报告”。我们会更容易“掌握大意”、更容易“以为自己懂了”。于是，每一次决定“真正去读”原文，都将是一种自愿承担的负重行为。某些作者会因此更努力地用人格魅力去吸引人类读者；另一些人则会默认自己“是在写给 AI 看的”。也许，新的文风会有意排斥机器解读，为人类读者划出一道“阅读禁区”。那群愿意读原文的人将日渐稀少，他们将获得别人无法复制的洞见，也将经历别人不曾拥有的体验——但“博览群书”等同于“有教养”或“聪明”的时代，将大体宣告终结。到时候，我们将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深度读者，谁只是点到为止的“略读者”；或者说，如果 AI 帮我们“略读”得足够好，或许这种区别就不再重要了。文本将被视为一种过渡性媒介——是思想暂时歇脚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一篇文章将不再是最终成果或封闭作品，而只是一块跳板，引领我们通向别处。

作者简介：Joshua Rothman 自 2012 年加入《纽约客》，担任资深撰稿人，主笔《开放问题》（Open Questions）专栏，持续以深度思辨剖析人性与社会。他曾担任该刊的“思想编辑”，并在《波士顿环球报》Ideas 专版撰写专栏，同时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优雅的文笔著称，将复杂技术、文化与人类体验相结合，引导读者在日常现象中看到更深的意义。

本文收录于我每周五更新的《灵感电波》第 81 期。 每期我会精选 5 篇值得一读的深度好文，用中文精编呈现。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