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博物馆
从赭石到青金石,色彩如何承载光与暗的故事
Stephanie Krzywonos|Emergence Magazine|2025.08.28
“要是能捕捉到自然真正的颜色就好了。
光是这个念头就让我发狂。”
——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
赭石(OCHRE)
黑暗充满了芳特德戈姆洞。但“黑暗”并不等于“黑色”。黑暗,意味着几乎没有光或没有光。黑色并非缺席,而是一种在场。
芳特德戈姆是唯一仍向公众开放的多彩(多色)史前洞穴艺术。拉斯科(Lascaux)在十四英里外,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对游客关闭了:人类的呼吸和汗水释放的二氧化碳与湿气正在伤害壁画。洞外的日光下,大片米灰色大理石纹的峭壁悬覆在莱泽济-德-塔亚克(Les Eyzies-de-Tayac)的可居小屋与约四万年历史的人类居所遗迹之上。一八六八年,这里一位地质学家掘出五具克罗马农人骨骼,那在当时是已知最早的智人亚种——我们——的样本。拉丁语“智人”(Homo sapiens)意为“聪明的人”。洞内,二百五十幅以大地色调绘制的驯鹿、野牛、长毛猛犸、阿尔卑斯山羊、马与一匹狼,幽灵般附着在岩壁上。大多数动物以粗重黑线勾勒,再以浑厚、泥土气的赭石填充。
颜料(pigment)乃自然形态之一,是赋予油漆与材料颜色的不溶物。头发、皮肤与眼睛中的黑色素是颜料,植物中的叶绿素也是。赭石——装点着距今三十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骨骼——是人类使用最古老的彩色颜料。二〇〇八年,考古学家在南非一处洞穴发现一套距今十万年的“绘画工具”:赭石颜料、用作调色板的鲍鱼壳、用于研磨的石器,以及用来调和与点染糊状物的骨制刮勺。赭石,是以糊状存在的生命。其制法:采集富含金属氧化物的土,尤其是黏土或岩石。若非粉末,先碾碎,再与鱼油、动物脂、血液或唾液等液体调和。赭石中的氧化铁色域宽广,从浅黄到棕与红,但可考最早的赭石为红色。许多使用赭石的古老澳大利亚原住民语系里,赭石的“颜色”与其“物质”——祖灵之地——并不分离。我们至今仍在口红里使用红赭石。
洞中,向导布莱兹(Blaise)告诉我们,专家认为创作者意在祭祀、敬奉与仪式,且是在驯鹿脂燃烧的摇曳火光下登脚手架绘成。布莱兹还说,创作者高个儿、肤色黝黑——以我们今天的称呼,会说他们是“黑色人种”。作为被称作“有色人”(person of color)的人,这让我格外在意。
我们的电池灯稳定无晃,照见一头野牛:画者精准地就势布局,让岩壁天然的疙瘩起伏化成肌腱块垒,逼真可触。布莱兹要我们想象,火焰的摆动会令这些动物仿佛活了,肌肉在岩石画布上颤动、起伏。眼前,一只母驯鹿跪卧,公驯鹿温柔地舔着她的额头。画作约有一万六千年历史。距今一万至一万一千年前,地球回暖、上一次冰期终结,画中所有驯鹿都随冰川北撤,或猎尽绝迹。
布莱兹请我们立到另一面墙前,然后开灯。一只画者的手的轮廓,离我的脸不过咫尺。那只手仿佛在跳动。也许只是我眼底血流的脉搏。画者曾把与给动物上色同样的赭石含在口中,举起他硕大的左手,对着岩壁喷洒赭石。是谁的血、谁的唾液、谁的脂?他本可在日光下狩猎,或做任何别的事,却选择入暗作画——去热爱所是之物,把一记驯鹿之吻永远留存,或至少留存到岩石的寿命。
这些艺术家并非只是在捕捉所爱——他们也留下了警告。布莱兹说,史前洞画的一个母题,是把最危险、最凶暴的动物画在洞穴最深处。我们不被允许更深入地底去看:芳特德戈姆,这座史前艺术的博物馆,一九〇一年被重新发现,而人类已经毁坏了太多画作。最深处的动物是一头披毛犀、一头狮子,以及一张人脸的侧影——有一滴泪似乎正自其上滑落。
或许,随着驯鹿群的稀少,画者在表达哀伤与悔意。也许那张脸在说:若我们不够“智”,我们的爱会把我们带向可怖歧途。
骨黑(BONE BLACK)
某种意义上,黑色——太空的颜色——是最原初的颜料。我们最早的黑色来自炉灶:焦木与焦骨。烧焦的骨头能产出格外丰厚的黑。芳特德戈姆里勾画驯鹿形体与结构的那道道黑线,很可能就来自被画进画里的那些动物的骨骼。公元前二六五〇年,古埃及人用骨黑为佩尔涅布(Perneb)之墓上色;伦勃朗、委拉斯开兹、马奈与毕加索都用过。雷诺阿曾坦言:“我花了四十年才明白,万色之王是黑色。”骨黑的碳含量约一至两成,其余多为钙。制骨黑:去净骨头上的脂肪、肌肉与肌腱,将之在高温且隔绝氧气的条件下焙烧。
起初,使用者亲手制骨黑;后来转为大规模工业生产。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对为骨黑提供来源的动物的态度,走向极致的掠夺。随着北美约六千万头野牛遭遇几近灭绝,“密歇根碳业”(Michigan Carbon Works)等公司把野牛骨架煮炼为骨黑,用作颜料、肥料,或蔗糖的净化与过滤介质。一度,据估算仅剩三百头野牛在世。屠戮野牛的缘故诸多:其中一条,是要以断粮逼迫原住民屈服。
西进的移民受雇在草原上收集野牛骨,并经新建的铁路向东运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张照片里,两名男子摆拍:一人立在十八万具整齐堆叠的野牛头骨堆顶,另一人闲倚其侧。到了十九世纪末,“密歇根碳业”已是底特律最大产业。“当草原上野牛骨稀缺后,拾荒者开始洗劫印第安人墓地取骨,”该公司网站写道,“这在行业内部造成巨大撕裂,人骨的使用成了争端之源。最终,一切人骨都被认定为不可接受。”骨黑,是一种“缺席”的在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Ebonex公司买下了“密歇根碳业”的骨黑部门。其网站写道:“骨头不再来自草原,但传统延续——焦化的动物骨被研磨调配,制成骨黑颜料。每一个等级的颜料都以自豪之心制成,并配以优质客户服务。”
如今,多数商业白糖仍以骨炭净化;你仍能买到由牛或猪制成的骨黑绘画颜料。以象牙制的黑(ivory black)因碳含量更高,黑得更深更绵。其法:把烧焦后的象牙(长牙、牙齿)研细,与油调和。由于成本与来源近绝,象牙黑已不再商业化生产。
青金石、群青、埃及蓝(LAPIS LAZULI, ULTRAMARINE, EGYPTIAN BLUE)
一种比海更富、比天更深的蓝——青金石(lapis lazuli)是地球在高温高压下生成的变质岩。自公元前七千年起,人们便在印度河流域(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与印度)开采青金石。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说:“蓝越深,越强烈地召唤人趋向无限,在他心中唤起对纯粹乃至超自然的渴望。”
古代世界里,青金石远行至中国;至美索不达米亚,被载入《吉尔伽美什史诗》;至埃及,被制成法老的葬礼面具。克娄巴特拉以青金石粉作眼影。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就制造出仿青金石的“埃及蓝”(Egyptian blue,象形记作 ḫsbḏ-ỉrjt)——已知最早的人造颜料。他们把石灰石、石英砂与含青铜或铜的碎料,在受控供氧下加热至近二千华氏度(约一千零九十三摄氏度)。
但欧洲人并不垂涎“埃及蓝”——他们要真货。青金石于中世纪经威尼斯入欧,欧洲人据其“越海而来”的出处,为之另命名“群青”(ultramarine)。而“azure(天蓝)”则是中世纪拉丁语“青金石”一词的误拼。群青的制法:将青金石研为极细之粉,与熔化的蜡、油与树脂混合,再置入碱液中反复揉洗。
艺术家偏爱以群青为圣母的袍服上色;维米尔以此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头巾着色,甚至让其家计陷入债务。米开朗基罗则无力承担这种颜料的费用。
提尔紫与紫红(TYRIAN PURPLE, MAUVE)
古腓尼基人的传说里,一只狗在黎巴嫩提尔(Tyre)海岸叼嚼一只软体动物,舌头被染成亮紫,人类主人遂加留意。提尔紫(Tyrian purple),亦名“腓尼基红”“腓尼基紫”“帝王紫”“王者紫”,是人类历史上最稀罕且最昂贵的颜料,至少已有四千年。不可思议的是,风化与日晒反令此紫更亮。
制一盎司提尔紫,需要收集二十五万只掠食性骨螺(murex)海螺的“下咽腺”(hypobranchial gland)黏液。方法众说不一:或言煮之数日,或言碾碎日晒,或言置入尿液中发酵。殖民之前,古墨西哥人亦以一种称作“蒂欣达”(tixinda)的海螺制此紫,但他们掌握“挤奶式”采黏液法,再将海螺安然放回太平洋——如今此物种已被盗猎与气候变化重创。腹足纲生物(蛞蝓与蜗牛)在地球上已生存约五亿年,比智人晚近的我们早了约四亿九千九百七十万年。
仅存的少数蜗牛染匠——截至二〇一一年,法定许可的米斯特克(Mixtec)匠人仅十九位——每年十月至次年三月之间,每逢月相循环采集一次。他们沿瓦哈卡(Oaxaca)海岸飞奔,携带棉线束。一旦寻得“蒂欣达”,便以惊吓之法激活其黏液——这是一种用于麻痹猎物的麻醉物质。几滴珍贵的黄色液体落在棉线束上,随氧化而转为绿色、紫罗兰,终成璀璨之紫。
因为昂贵与稀缺,紫色遂为王权之色。至公元四世纪,唯有罗马皇帝方能穿着提尔紫。据说列奥纳多·达·芬奇偏爱在一片薰衣草色的氛围里冥想。
一八五六年,十八岁的化学学生威廉·亨利·珀金(William Henry Perkin)原欲学音乐或艺术,但父命从建筑。他在复活节假期在家尝试合成治疗疟疾的奎宁,不慎制出一种染料,命名为“苯胺紫”(mauve)。苯胺紫把紫色民主化,成为一场时尚狂潮。
在互联网上,你可以买到一盎司真正由海螺制成的提尔紫:一一五,〇九八.九七美元(未含税)。
威尼斯白粉、圣若望白、锌白(VENETIAN CERUSE, BIANCO DI SAN GIOVANNI, ZINC WHITE)
伊丽莎白一世只许王室核心成员穿紫。传言她还用醋与“威尼斯白粉”(Venetian ceruse)调成的白妆遮盖天花疤。威尼斯白粉的主成分是有毒的铅。
“自然确乎像个娼妇那样上妆,”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那篇名章“鲸之白”中写道。“在许多天然之物上,白色精妙地提升了美,好像赋予其一种特殊德性;”梅尔维尔写道,“许多民族以某种方式承认了这色的王者优位;……这份优位……乃至关乎人种本身,使‘白人’对每一支更黝色的族群享有理想的主宰权。”
“白性”(Whiteness)作为“人种范畴”的可能最早书写,见于一六一三年托马斯·米德尔顿的戏剧《真理的凯旋》(The Triumphs of Truth):“我看惊异写在你们脸上,”一位非洲国王对英国观众说,“这些白色人,惊诧与奇看。”
一六九四年,贩奴船长托马斯·菲利普斯记道:“我想不出有什么颜色天生比另一种更有价值,白并不比黑更好,只是我们这样想,因为我们就是这样。”
白,与黑一样,严格说都不是“颜色”;但艺术家仍渴求与依赖白色颜料。最古老的白,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从化石石灰石与碎贝壳等得之。意大利壁画所用“圣若望白”(Bianco di San Giovanni),其法为:干燥的熟石灰粉入水浸八日(每日换水),再团成小饼于日下晾干。一九七八年,美国禁产铅白涂料——直到二十世纪初,铅白一直是白漆市场的主角。一七八二年,替代品“锌白”(zinc white)问世,但其脆易裂。
活力洋红、暗铜版色(VIVA MAGENTA, OPAQUE COUCHÉ)
亚里士多德相信神以天界光线赐予颜色,万色出自黑与白,并关联四大元素:土、气、火、水。中国哲学中,基本色——黑、赤、白、黄、青(蓝与绿的合称)——对应五行:水、火、金、土、木。牛顿在一七〇四年《光学》(Opticks)中记述:光由七种可见色构成:红、橙、黄、绿、蓝、靛、紫。歌德在《颜色论》中断言,颜色不可只以科学测量,还可由情感“主观”把握:“颜色是光的受难与欢愉。”一八一四年,帕特里克·赛姆(Patrick Syme)出版《维尔纳颜色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作为博物学家标准化的野外色彩指南,以便准确命名与编目他们所遭遇、占有与采集的动植物之色。于是,在西方,颜色正式被“分类学化”。“白屈菜绿(Celindine Green)”由“铜绿绿(verdigris green)与灰烬灰(ash grey)”构成;而“铜绿绿”又由“翠绿(emerald green)+大量普鲁士蓝(Berlin blue)+少量白色”构成。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航行中使用此书,爱德华·帕里在北极探寻西北航道时也用它。德国“泰拉诺瓦号”(Terra Nova)远征队一九一〇年前往南极之前,发明“洛维朋比色标”(Lovibond Colour Scale)的J.W.洛维朋测量了他们的肤、发与眼的颜色。“我相信这些测试的目的,是看某种‘颜色构成’的人是否更富冒险精神,”其曾孙女写道。① 同年,W.E.B.杜波依斯在《白人的灵魂》一文写道:“这种假设——在上帝所有的色调中,唯独白色天生且显然优于褐与棕——导致了奇怪的行径。”德意志青少年读本《纳粹读本》(一九三八年译为英文)写道:“显而易见,‘红皮’、黄种、黑人与白人非常不同。而且即便在白人家族里,人也并不相同。留心的观察者都能分辨体态之差。眼、发、肤之色亦各异。”
数字时代,“潘通色彩系统”(Pantone)为配色与标注立下标准。“潘通色彩研究所”(Pantone Color Institute™)“预测全球色彩趋势,并为企业的品牌识别与产品开发提供建议”。每年,潘通发布“年度代表色”。“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寻求从自然与真实之物中汲取灵感,”潘通在二〇二三年的新闻稿中说,年度色为“活力洋红”(Viva Magenta,PANTONE 18-1750)。“受胭脂虫红(cochineal)启发,根植于‘原初物质’,PANTONE 18-1750 Viva Magenta 让我们重连本源。它召唤自然之力,激荡我们的精神,助我们锻造内在力量。”在潘通的线上商店,你可以以三十美元(未税)买到官方限量“活力洋红”咖啡杯:“大胆、机智,拥抱所有人,PANTONE 18-1750 Viva Magenta 以同样的生命激情与反叛精神欢迎每一个你。”
二〇一二年,澳大利亚政府聘请一家营销公司寻找“最不吸引人”的颜色,用于烟盒包装;他们选中了“潘通448 C”,又称“暗铜版色”(opaque couché)。政府起初称其为“橄榄绿”,遭澳大利亚橄榄协会抗议后,改称“暗而晦的棕”。潘通为其辩护:这是一种“深沉、丰厚的土色”。有人称“潘通448 C”为“世界上最丑的颜色”,也有人觉得它优雅。
朱砂、胭脂虫、龙血(CINNABAR, COCHINEAL, DRAGON’S BLOOD)
除赭石外,距今三万年前今日之西、法境内的旧石器艺术家也以朱砂(cinnabar)在洞壁绘制鲜红。罗马人广用朱砂,奥尔梅克人以之作妆,古代中国人以之作漆。朱砂是硫化汞,剧毒。要在电脑屏幕上得到“朱砂红”(亦称 #E34234),需以RGB混合:红 89%、绿 25.9%、蓝 20.4%。
在埃尔南·科尔特斯劫掠今日之墨西哥之前,灰色的诺切兹特利(nocheztli)昆虫——西班牙人后来称其为胭脂虫(cochinilla),科学名 Dactylopius coccus——成团附着在仙人掌,尤以诺帕耳(nopal)为甚,吸食其汁。西班牙人发现,当地原住民用这些虫子给织物染色,红得比他们所见过的一切都更炽。古罗马人也使用“龙血”(dragon’s blood)颜料,从“龙血树”取其汁液,刀口处宛如流血。诺切兹特利之“血”更红,因为其体液富含胭脂酸(carminic acid);你若捏爆一只,猩红之液会染红双手。弗里达·卡罗在笔记里写道:“洋红——阿兹特克。仙人掌‘老血’,最活、最古。”
胭脂虫颜料呈鲜亮的红系,如绯红、深红、洋红、橙红,且以光泽与耐久著称。制法:将刚织好蜡茧、体态饱满、无翅的雌虫刷入袋中,通过滚入沸水、蒸汽暴露、日晒或烘烤等方式杀之;或在木板上滚压而不挤破。必要时,曝日干燥,再粉碎,与液体调匀。七万只雌虫方得一磅胭脂虫粉;其采集冗繁。
一五七八年,西班牙从秘鲁向本土运送了七十二吨胭脂虫粉(价值胜过黄金),约等于一百亿只雌虫。海盗为此红掠夺西班牙船只;西班牙又把胭脂虫养殖引入加那利群岛,使之成为主要出口地。与此同时,同一片海域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凶——公元一五〇一至一八六七年间,近一千三百万人被掳。
胭脂虫主要用于织物:礼服、袍服、凡尔赛宫的软装与英军军官制服。许多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的画家都用过胭脂虫。爱德华·蒙克说,他的《呐喊》(初题《自然的呐喊》)受一场血红的落日启发。“我感到有一声尖叫穿过自然;在我看来,我听见了那尖叫。我画了这幅画,把云彩画成真正的血。颜色在嘶叫。”
营销者并不企图捕捉赋色之动物的“尖叫”,而是要捕获消费者的注意与食欲。红色昆虫颜料(又名E-120或“天然红4号”)至今仍用于饮料、食品与化妆品,尤其那些标榜“天然成分”的产品。二〇一二年,星巴克在消费者抗议后,停止在诸如“草莓奶油星冰乐”饮品中使用胭脂虫。
木乃伊棕(MUMMY BROWN)
十六世纪起,艺术家开始用“死者之色”作画:木乃伊棕(mummy brown),像土、似粪。“请记住,你今日无论完成多高远之事,都只因你先吃了些从土里长出的东西,”芭芭拉·金索沃写道。沥青质(bitumen)是一种粘性的烃混合物,时而自地表渗出,自古希腊起便被视为药用。波斯语里“沥青”称“mumiya”。人们以为附着在木乃伊上的黑质可作为沥青替代品;一到中世纪沥青渐稀,“木乃伊外销欧洲”的生意便兴盛起来。欧洲人不仅吃、喝、抹“人体粉”,还把他们画上画布。
木乃伊棕的温暖色域从偏红到偏黄,甚至出现“木乃伊紫”。其通透的薄涂效果极佳,宜罩染、造阴影、分层与调色。“我能用泥土画出维纳斯的肌肤,”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说。他的一八三〇年名作《自由引导人民》,那位挥舞三色旗的赤胸女神,其“难以名状之魅”,便来自木乃伊棕。其法:把保存完好的“人或猫科”遗体研磨,与没药(myrrh)与白松香(white pitch)调合。
当真正的木乃伊告罄,人们便以奴隶、罪犯或新近死者替代。给他们涂抹沥青,在日下晾干,正如对待胭脂虫一般,然后冒充真木乃伊出售。英国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在得知自己那管棕色颜料的来历后,为它举行了葬礼,把它埋在花园里;他的一个女儿在上面种了一朵雏菊。法兰西画家马丁·德勒林却曾用巴黎圣丹尼斯修道院里法国诸王的遗骨,为自己的作品调出丰厚的棕褐。
二十世纪,木乃伊棕的供需俱衰。你如今可以买到“仿木乃伊棕”(以高岭土、石英、赤铁矿与针铁矿调制)。也有人接受“定制服务”:把亡者的火化骨灰(cremains)与油画颜料混合,再为之绘成一帧。
普鲁士蓝、雷克特蓝、克莱因蓝、钇铟锰蓝、钴蓝(PRUSSIAN BLUE, RECKETT’S BLUE, KLEIN BLUE, YInMn BLUE, COBALT)
二〇一五年,一项覆盖四大洲十国、共一万零八百六十八名成人的在线调查显示:蓝色压倒性地是人们最爱的颜色。除水与天空外,蓝在自然界最为稀少。一七〇四年,德国化学家海因里希·迪斯巴赫偶然发现第一种现代合成颜料: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他以为这便是埃及人所谓的“埃及蓝”(ḫsbḏ-ỉrjt)——天空本色。普鲁士蓝很快取代了由青金石制成的群青。这种更可负担的蓝,渲染了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也浸透了毕加索的“蓝色时期”。
按某些“色彩心理学”的说法,蓝意味清凉、平静、忧郁。艾拉·菲茨杰拉德低吟:“当你感到忧郁(blue)时,就去做梦吧。”普鲁士蓝的化学式为 Fe₄[fe(cn)₆]₃,可用作辐射与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与硫酸混合,又可生成“氰化物”。
一八二六年,法国化学家让-巴蒂斯特·吉芒把瓷土、纯碱、石英、木炭与硫加热,制得“法式群青”(French ultramarine)——更廉价的蓝,但缺少青金石的深邃。英国称其为“雷克特蓝”(Reckitt’s blue),常用于洗涤,让发黄的白衣“返白”。大英帝国将此蓝带至殖民地(如加勒比的库拉索),并强加其“清洁观”。当地人以雷克特蓝涂抹身体以避“恶眼”。
一九六〇年,法国画家伊夫·克莱因注册了“国际克莱因蓝”(International Klein Blue,IKB)。与特定合成树脂混合时,他认为这种颜料“是蓝的最完美表达”,并非“白昼天空的苍白蓝”,而是“巴黎夏夜九点的深电蓝,白日能量仍在空气中回响,车灯宛如自天而降的火花”。依克莱因之令,裸体女性以此蓝涂身,行走、翻滚、横陈,以身体在画布上作画,乐团现场伴奏,观者在旁。此系列名“人体测量”(Anthropometries)。二〇〇八年,克莱因的单色蓝作《Archisponge (RE 11)》以二千一百四十万零五百美元成交。如今,你以一百美元即可把八十五平方英尺的墙面,或任何物什、任何人,涂成克莱因蓝。
二〇〇九年,俄勒冈州立大学马斯·苏布拉马尼安(Mas Subramanian)团队在研发电子材料时,创造了“钇铟锰蓝”(YInMn Blue,元素为钇Y、铟In、锰Mn的氧化物),自称是两百年来首个新的无机蓝——上一个是十八〇二年的钴蓝(cobalt)。它比普鲁士蓝更鲜明。1.7盎司的YInMn蓝粉售价二百九十五美元(未税)。
铜绿、舍勒绿(VERDIGRIS, SCHEELE’S GREEN)
“绿色啊,我是如何渴望你,”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写下生命与繁衍之色,“绿风,绿枝。”直到十九世纪末,“铜绿”(verdigris)都是艺术家所能得之最鲜的绿。其名源自古法语“希腊之绿”。这种蓝绿色的铜基颜料有毒、不稳定——自由女神像身上的“铜锈”即是其天然形态。佛兰德画家扬·凡·艾克不知用何术使之稳定,把《阿尔诺菲尼像》里那位“大腹商人之妻”的裙装画成惊心动魄之绿。
按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法子制“铜绿”:把铜板悬于沸醋之上,收集析出的结晶,再与亚麻仁油或蛋清等黏结剂调合。达·芬奇写道:“铜绿与芦荟、或五倍子或姜黄相配可得好绿,与番红花或灼烧的雌黄亦然,但我怀疑它们很快就会变黑。”至人类世,要廉价做出亮蓝偏绿的“古典铜锈”,Pinterest上有方:三汤匙红酒醋加一汤匙“神奇生长™”(Miracle Grow™),浸铜三十分钟,完全晾干即可。
一七七五年,化学家舍勒(Scheele)发明“舍勒绿”(Scheele’s green)——一抹璀璨的祖母绿,遂取代铜绿;但其砷元素使之致毒致癌。偏爱园林的拿破仑在流放中把卧室糊满他最爱的绿色墙纸。他抱怨英国看守在毒杀他。那朵百合纹墙纸被检出“舍勒绿”痕迹;其死后发样亦显示砷含量极高。
自然之色一旦为人类所捕获、商业化与售卖,便不止陈列于画作与华服——“被着色的人们”也被陈列在博物馆与动物园。十八一五年,与拿破仑开始流放同年,莎拉·巴特曼死于巴黎。她,又被称为“霍屯督维纳斯”,来自南非的科伊人(Khoekhoe),在一八〇七年英国废奴贸易后不久仍被奴役并被展示于伦敦。她是“人体奇观”运动的受害者之一——世博会上还会展出“黑人村”与原住民。在美国,刚果姆布提(Mbuti)人奥塔·本加被陈列于一九〇四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后被移至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杂房,随后甚至被与猴子同笼展示于布朗克斯动物园,直至抗议声四起。巴特曼死后,她的骨骼与泡制的生殖器官在巴黎“人类博物馆”展出,直到一九七四年。应纳尔逊·曼德拉之请,她的遗骸二〇〇二年归葬南非。
雌黄与“普利黄”(ORPIMENT, PURREE)
雌黄(orpiment)是稀有的硫化砷矿物。其光泽明艳、色如金雀,古人与中世纪常以之拟金。它可在热液脉与温泉中找到,意大利绘画里使用的多来自维苏威火山的“火山气孔”。后印象派保罗·塞尚用过雌黄,他抱怨:“我少了自然那壮丽饱满的色感。”
你今天仍能买到雌黄;一百克粉末七十美元。其在罩染阳光方面“完美适配”,masterpigments.com如是写,但“由于毒性,需谨慎防皮肤接触”。雌黄曾被涂于箭镞作毒,在中医中亦入药。尽管有风险,其美色仍胜出:图坦卡蒙陵与泰姬陵上皆见其踪。
赭石有时偏黄,但并不明亮。十五世纪的印度,人们开始让牛食芒果叶,再在特设沙床上收集其尿液。晒干后研磨,得到一种名为“普利黄”(purree)的颜料。梵高用这种发光似的黄色画出《星空》中翻涌的天体。但以芒果叶为食损害牛的健康,因此二十世纪初这种做法据称被禁。
以惊涛骇浪与暴力海景著称的英国画家特纳酷爱“普利黄”,以至于评论家说他的画“得了黄疸”。特纳后来改用一种合成的铅基黄——已知会致谵妄。他被昵称为“光之画师”,却也酷爱黑。“要是能找到比黑更黑的东西,我就用它,”他说。
超黑与“世上最粉的粉”(VANTABLACK, THE WORLD’S PINKest PINK)
科学告诉我们:当光照在一个把所有波长都散射的物体上,我们看到白;当一个物体吸收所有光、所有波长时,我们看到黑。正如芳特德戈姆的画上那样,黑裹藏万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