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父母，我的职责是让孩子的生活更难一点

原文：My Job as a Parent Is to Make My Kids’ Lives a Little Harder

Michelle Cyca｜The Walrus｜2025-08-28

最近，我开始尝试让孩子的生活更难一些。更准确地说，我试着不再刻意让他们变得轻松。当他们遇到障碍时，我克制住介入的冲动：不再替满脸通红的幼儿拼好拼图，也不帮他爬上游乐场的梯子；不再为幼儿园的女儿安排满满的周末活动，或至少让她看电视。我让他们自己面对“如何打发时间”这个存在性难题——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问题本不需要父母时时刻刻的关注，更不会被麻木的科技干预所绑架。

在几十年父母任由孩子们成群结队在社区里自由游荡之后，90 年代的养育规范转向了“密集式养育”，特点是高度参与和持续陪伴；孩子稍有独立，就会被视为父母疏忽。父母开始在游乐场如影随形；生日派对上，往往大人比孩子还多；孩子们也越来越多被开车送到学校。

这种压力无处不在，父母也早已内化。直升机父母——时时紧张地盯着孩子，不仅在现实中跟随，还通过设备监控——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成了不得不为。推土机父母则会主动清除孩子前路的一切障碍，不管是布置艰难作业的老师，还是在操场上不肯轮流的小朋友。所有这些行动，既出于爱，也出于焦虑：我们希望孩子幸福安全，同时也希望在其他父母眼中，自己是负责任、积极投入的。

每一次微小的干预，每一次帮孩子调整路径、避免他们失望或崩溃，都看似是“对的选择”。但从长远看，专家警告这些控制行为可能妨碍孩子健康的情感与心理发展。随着科技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屏幕承担起安抚和分散注意力的角色，也延续了“父母必须时刻干预”的预期。

我越来越确信：无法直面哪怕一刻无聊、不适或挫败，而是靠屏幕或感官刺激自我安抚，正在毁掉我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头脑。但对孩子来说，仍有希望——或许需要我们少做一些，而不是更多。我开始尝试一种方法：障碍式养育。

障碍式养育，就是刻意让孩子面对比他们所需略微困难的事，并让他们自己解决。我的女儿对电脑游戏感兴趣，我们让她玩——但不是在 iPad 上，而是在一台 1997 年的 Macintosh 上。她对《旅鼠》（Lemmings）或《模拟都市大厦》（SimTower）的兴趣通常撑不过半小时，就会因挫败或无聊而停下；这些三十多年前的游戏，本来就没设计成让人无限沉迷，也不容易让一个五岁的孩子上手。但渐渐地，她开始有点进步。我并不希望游戏更华丽或更快节奏；也不指望它能丰富、教育，甚至娱乐她。我只希望她能靠自己搞懂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它很难、甚至很枯燥的时候。

纽约大学教授、《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作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认为，社交媒体引发了“童年的大规模重塑”，导致青少年和年轻人心理疾病与痛苦激增。他把这种转变——从自由探索走向结构化监督——与当下的危机联系起来：年轻人失去了独立探索现实世界、建立自信和自我依赖的机会，反而被困在家里，对着手机发呆。

在加拿大，15 至 24 岁的人群是最孤独的；2019 年自评心理健康良好的青少年，到 2023 年已有约五分之一不再这样觉得。如今青少年更少发生性行为或吸毒，这虽被看作好事，但也折射出他们与同龄人相处的时间远比过去少。危机已是不争事实，至于海特的结论——社交媒体是罪魁祸首——则饱受争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儿童心理健康专家坎迪斯·L·奥杰斯（Candice L. Odgers）在《自然》（Nature）撰文指出，现有研究并不足以证明社交媒体直接导致心理问题；相反，已有心理困扰的青少年，只是以不同方式使用这些平台。

无论你是否认同海特的观点，要求父母永远杜绝孩子使用设备都不现实，而“禁绝”从来不是有效的风险控制策略。近年来，加拿大不少地区（包括温哥华教育局）在课堂内禁止手机。前教育局主席帕蒂·巴克斯（Patti Bacchus）把此类禁令称作“用 1960 年代的方案解决 2023 年的问题”。她对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表示，更希望培养学生成为批判性思考者，而不是简单禁止。没错，限制上瘾物品在教育场景中或许必要——毕竟高中里也早就不允许吸烟了——但仅靠拿走屏幕，远不是最有效的办法。

正如凯瑟琳·杰泽-莫顿（Kathryn Jezer-Morton）在《The Cut》中写道：2025 年与 1990 年代的不同，不是当时的人更随性，而是“无结构的时间”如今根本无法幸存于屏幕的吞噬。这比喻极贴切：若不抵抗，屏幕会吞没一切。作家雷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在《哈珀斯》（Harper’s）写她的青少年儿子雷米热衷改装老车时提到，他的同龄人对此毫无兴趣，只有校警会欣赏。他告诉母亲：“现在的孩子没有爱好。”她问为什么，他回答：“因为有互联网。”

再加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登场，更像好奇心的黑洞。每当读到有关生成式 AI 破坏性影响的新研究，我就更担忧孩子们将面临彻底依赖科技的未来。在中学和大学，学生用 ChatGPT 之类的工具完成作业，跳过了学习、创造与思考的过程。麻省理工科学家主导的一项研究发现，大语言模型（LLM）的写作应用存在“潜在认知成本”：在四个月的观察期内，使用者在神经、语言和行为层面的表现都持续下滑。

更令人沮丧的是，许多年轻人明知这些工具对自己有害，仍然使用：一项对 423 名加拿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9% 用过 AI 完成作业，且多数承认因此学得更少，并觉得自己像在作弊。另一项针对 18 至 27 岁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几乎一半人希望自己常用的平台（如 Twitter 和 TikTok）从未被发明。《纽约杂志》近期一篇报道提到，一位安大略大学一年级女生自称可能已对 ChatGPT 和社交媒体上瘾。她的习惯性使用造成恶性循环：为了弥补刷几个小时 TikTok 而没写作业，她就用 AI 匆忙拼凑论文。对许多用户而言，这些应用不是工具，而是陷阱。

当然，科技会不断演进。我很清楚等我的孩子成了青少年，会有更多新型上瘾平台出现。但让我担心的，不是具体的工具，而是它们所放大的问题：缺乏好奇心，不愿迎难而上，缺乏自信。这些并非天生特质，而是被一点点养成的——在我们好心好意、事事帮忙的过程中。

每一代父母都试图纠正上一代的错误。有时确实带来明确好处——比如安全座椅的发明、体罚的减少——但更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只是营销包装出的安慰：新潮流仿佛能缓解父母持续的存在性焦虑。婴儿主导喂养可以预防挑食与肥胖；温和养育能帮助孩子管理情绪。这些理念背后的共同假设是：解决之道在于父母更投入。但障碍式养育走的是另一条路，它要求我站在孩子与麻木感官的科技之间，不是为他们移除问题，而是让他们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应对。

我并非唯一有这种想法的父母。《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记者瑞哈娜·穆雷（Rheana Murray）报道过一群美国缅因州波特兰的父母，他们集体给孩子装上座机电话，以便孩子独立沟通和安排活动。“我们很少要求孩子静下来好好交流。”其中一位父母说。我们也没给孩子足够自由去独立行动，不过世界各地的一些城市正在尝试通过“冒险型游乐场”来改变现状。这类新设计的隧道滑梯和攀爬结构，比如温哥华的彩虹公园（sθәqәlxenәm ts’exwts’áxwi7），本就难以让家长跟着钻上去，你只能让孩子自己想办法。

本质上，障碍式养育是培养专注与耐力——在即时满足与外包思维的科技时代尤为稀缺。那些给孩子装座机电话的父母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一起行动；这也提醒我们，养育孩子从来不应是父母单打独斗，而需要社区支持：朋友、亲戚、邻居、青少年保姆。同时，也该让孩子拥有更多与同伴的独立空间，而不是父母时时调停。冒险型游乐场这样的结构性干预同样有用，它们在物理层面提醒父母：你无需事事包办。第三空间的消失是集体问题；不安全的街道同样让父母不敢放手让孩子独自上学。

障碍式养育不仅关乎孩子面对的物理挑战，更是父母的自我克制：当孩子专注时别去打断；当他们求助时让他们多等几分钟，看是否能自己找到办法；让自己惊喜于他们无提示时创造或想象出的东西。

但接下来，我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当我给孩子留白时，我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抵抗科技的诱惑，我们必须以身作则。而这恰恰是许多成年人最难做到的，即使我们能轻松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手机在我生活中承担了太多重要功能：工作、预约、处理家人急事、甚至浏览维基百科的恐怖片简介。但在孩子眼里，我所做的只是无休止地盯着屏幕。我的小儿子甚至在会走路前，就能完美模仿我的手势，用手指解锁手机并打开相机。障碍式养育的真正难点，不是管控孩子的屏幕，而是管控我自己。

最近一次从多伦多飞往温哥华的航班上，我和女儿被迫体验了一次“无屏之旅”：手机快没电了，我得留最后一点电量联系丈夫来接机。我们只有一本涂色书、一叠画纸和一盒彩铅，但也足够撑过大部分飞行。我们一起画画、编字游戏，聊旅行中最喜欢的片段，还讨论“画马该先画腿还是先画头”。